摘要
空间公平发展是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的必要途径，是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驱动机制。为探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进展，文章利用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对1993—2022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初步计量分析，总结国内外研究的整体现状与趋势。此外，文章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精读，归纳该领域在解释内容、影响机制、应用模型方面的研究重点，并从研究设计、指标选取、因果关系三个方面提出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以期推动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均衡公平地发展。

作   者

宛天月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陆   伟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

孙佩锦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

顾宗超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公共服务的载体，能够为居民提供追求自我完善和良好生活品质的平等机会。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人为核心的“二次城市化”关键时期，该阶段强调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匹配问题，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衡。2017年，《“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提出以“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为方向，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2022年1月，《“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出台，推动公共服务向均等化、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的公平性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指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地点或人群之间平等分配，以确保所有社区和个体都能获得城市基本服务。在经济学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侧重于通过空间供需、定价和产出，分析经济主体的最优空间配置模式，常用于探讨基础设施投资与规模分布、公共福利效用、区域发展政策等城市经济现象。在社会学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涉及居民需求和社会约束两个方面，代表性学者罗尔斯（Rawls）认为，享有均等的机会、拥有同样的基本服务、享受一致的分配规则，是城市公共服务正义的主要内容。现有研究表明，被边缘化的群体拥有较少的使用设施并决定其分布的权力。在城乡规划学领域，学者们主要从需求视角出发，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对弱势群体获取公共服务的可达性和潜在机会的影响，其根本目的是从空间层面探讨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社会极化、空间失序、交通拥堵等一系城市问题。

国外学者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与实践成果较为丰富。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但现有相关综述多从单一内涵展开，如设施可达性、设施配置、空间布局等，综合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多重概念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本文基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概念框架，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 V6.1.R2的可视化分析，研究现状与趋势，剖析重点领域的研究内容，结合研究的难点问题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01

概念内涵与研究方法

1.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概念内涵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概念源于公平的一般性原则，即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满意度和身体状况的所有居民能够平等获取城市服务或资源。从居民视角分析，此概念包含两种主流观点：一是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通常以距离来衡量；二是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机会可选择性，包括选择就业、教育设施或活动设施等。一些研究认为，设施空间公平性实现的标准是设施供应量与人口规模成正比，且与不同的居民群体需求量相等。此外，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资源在分配时更多考虑经济效益，忽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导致资源分配结果存在空间不公平性。因此，设施公平分配对于消除贫困和保障社会效益最大化至关重要，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会加剧区域公平性的差距。

由于空间公平性内涵的复杂性和衡量标准的多样性，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关注的重点也各不相同。例如，王德等人从设施配置视角，利用居民日常的活动行为，分析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的匹配程度；常征（Chang）等人基于空间可达性，分析不同出行方式下住宅区城市公园的可达性差异；德布瑟雷（Deboosere）和杰尼迪（El-Geneidy）从就业收入视角，分析弱势群体基于公共交通设施通勤的公平性。当前对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的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和空间公平性关系的梳理，提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概念的基本框架（图1）。该框架包含空间物质环境公平和社会经济环境公平双重内涵，涉及设施空间布局、空间行为与感知、不同社会阶层的设施分配与保障、公平性的市场调控和成本绩效等多个维度。在此框架下，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

图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概念框架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patial equity i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分析是运用数学、统计等计量方法，分析并评估某个研究领域学术文献的数量、关系和规律，以客观总结该领域的新兴趋势。首先，本文以CiteSpace V6.1.R2软件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可视化工具，该软件能够识别中、英文文献中快速增长的主题领域、研究热点、合作网络等；其次，利用Excel软件统计发文数量、发文机构、关键词频率等，并结合知识图谱描述性分析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最后，基于对文献的整体分析，选取三位专业人员归纳现有研究重点，并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总结该领域的研究要点和主要方向。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研究，检索日期截至2022年12月31日。英文文献来源于WOS核心数据库，检索主题为英文文献来源于WOS核心数据库，以“public service facility spatial equity”（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和“public service facility spatial inequity”（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不公平性）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根据标题和研究目标，初步筛选出674篇文献。中文文献来源于知网CNKI数据库，以“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不公平”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排除相关性不大的其他学科文章，初步得到有效文献116篇。

通过对文献的总体分析，经过三位专家讨论，本文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重点概括为解释内容、影响机制和应用模型三个方面。同时，结合本文研究目标和文献摘要，再次筛选出满足以上标准之一的代表性文献，最终保留275篇中、英文献进行精读，以深入剖析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数据筛选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研究数据筛选流程图

Fig.2  Research data source flowchar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02

整体文献概况

2.1  发文数量与研究机构

国际学术界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主要经历四个阶段（图3），分别是低速探索期（1993—2007年）、快速繁荣期（2007—2018年）、高速增长期（2018—2021年）和短暂下降期（2021—2022年）。从各年度中、英文文献的数量来看，英文文献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关注度较高，且显著高于中文文献。相较而言，中文文献数量并没有经历显著的繁荣期。2007年后，我国相继出台国家层面的《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和地方层面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推动了我国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与实践，因此在2007—2013年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后保持稳定产出的状态，但在2021年后又呈现小幅下降。

图3  各年度中英文文献发文数量

Fig.3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yea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当前，发表论文的研究机构（简称“发文机构”）主要以国内外高等院校为主（图4）。我国高等院校在英文文献发文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外发文机构则主要以欧美国家的高校为主，如牛津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乌得勒支大学等。中文文献的发文机构以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代表，主要来自高校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以及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专业性研究机构。

图4  中英文文献的发文机构

Fig.4  Publication agenc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2  研究热点与趋势

在研究热点方面，关键字被认为是表示知识概念的基本要素，通常用于揭示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本文利用高频关键词分析，从宏观层面探索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特征（表1）。其中，英文文献以environmental justice（环境正义）、access（机会）、equity（公平性）、spatial access（空间可达）和accessibility（可达性）等为主要关键词；中文文献以空间正义、邻避设施、基础设施、公平性和平等接入等为高频关键词。分析表明，当前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既包含空间布局层面的公平性，也涉及设施使用与机会可达性等潜在社会需求层面的公平性问题。

表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领域研究关键词词频统计表（前20个）

Tab.1  Keyword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in the field of spatial equ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op 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基于CiteSpace生成中、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聚类的知识图谱（图5），中、英文文献图谱的模块值Q分别为0.876和0.427，平均轮廓值S分别为0.967和0.735，说明关键词结构显著，聚类合理且结果具有科学性。英文文献的研究较多关注社会学领域的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机会公平性和环境正义视角下的设施公平性。其中，对environmental justice（#0环境正义）、access（#3机会）、facility location（#4设施位置）和spatial equality（#5空间公平）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好的时间延续性。2015年后。研究结合公众健康、空间可达性、城市设计和公交导向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并借助地理空间大数据分析技术，更加全面和精细化地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问题，spatial accessibility（#1空间可达性）、urban design（#2城市设计）、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6交通导向发展）、health inequities（#7健康不平等）等主题成为研究热点。

图5  中文文献关键词的时间线聚类知识图谱

Fig.5 Timeline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依据时间线聚类图谱分析，中文文献的研究大多始于2010年后，相比于英文文献研究起步较晚。其中，邻避设施（#1）研究集中在2018年前，主要关注邻避冲突、利益补偿、开发主义等内容；空间正义（#2）研究兴起于2018年后，延续了邻避设施研究中的部分内容，但更关注公众视角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的公平性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对城乡统筹、平等化、可达性和教育公平等话题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社会正义（#3）和供需平衡（#5）成为研究热点。

03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解释内容

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代表性文献，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解释内容归纳为空间和社会两个层面（表2）。

表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解释内容

Tab.2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atial equ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1  空间层面解释：设施可达性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作为基本的空间特征，与居民到达特定设施点的可能性有关，是公共服务空间公平性解释的重要内容之一。此类研究依据出行时间、距离、经济支出等定义可达性阈值，采用居民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的简单假设，将居住地和设施点作为锚点，讨论可达性阈值最低时满足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水平。现有设施可达性的度量方法广泛应用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公平性的研究，并针对设施类型和研究目的演化出多种度量模型。例如，法伯（Farber）等人利用共同可达性的时域概念，衡量大都市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时间组织和潜在社会互动；博伊索利（Boisjoly）等人基于个人活动的时空限制，研究在某一连续时间段内可达性的变化。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加关注特定设施的可达性。例如，宋正娜和陈雯基于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出行抗阻，利用潜能模型分析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现有研究关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包含两类：一类是主观层面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另一类是客观层面基于拓扑网络的方法和基于空间几何网络的可达性计算，如矩阵方法、空间句法、空间阻隔法、最小距离法、累积机会法等。针对不同类型设施和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具体方法的分类、定义、变量和评价如表3所示。

表3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主要度量方法

Tab.3  Main evaluation methods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参考文献自绘

3.2  社会层面解释：设施供需关系

当前，基于供求关系的评价方法，主要是根据居民对设施的需求和设施供给，衡量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的空间匹配程度。常见的供需评价方法包括供需空间差异和供需空间比例。

供需空间差异指城市或地区内不同尺度的地理空间单元中设施供需水平的不匹配现象，它源于人口分布差异、城市扩张和移民，以及规划政策偏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文特尔（Venter）等人研究发现，种族隔离和收入水平差异加剧了居民在获得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不平等；胡赛尼（Hosseini）等人的研究表明，德黑兰快速、无计划的城市扩张和移民，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分配失衡，居民面临不平等的设施使用机会和无法平等享受生活品质等问题。相较于国外学者从种族和社会资本等视角的实证研究，我国学者更注重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的社会分异。张志斌等人从社会阶层视角，分析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程度，发现空间公平性存在边缘“弱化”现象；胡舒云等人通过分析深圳市居民就医便利性，发现城市边缘区低收入群体的空间剥夺问题显著。

在供需空间比例研究方面，达达什普尔（Dadashpoor）和罗斯塔米（Rostami）在供需空间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供需空间比例原则，将人口动态变化性和城市空间流动性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评价。该原则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可用性、可达性和流动性，为平衡供需、优化距离和流动能力提供可操作的方案。基于对设施供需关系分析的文献梳理，可知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供需匹配的解释内容涉及不同等级和空间尺度下的设施配置，为构建设施分级配置体系、加强设施整合及完善公共设施网络体系提供可靠依据。

04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影响机制

公平是在城市规划阶段分配公共服务的核心问题，其目标是实现城市中资源、服务和利益的平等分配。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归纳整理，本文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影响机制研究概括为空间行为和社会决策两类（图6），具体内容涵盖空间感知、行为偏好、政策制度和市场调控四个方面。

图6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影响机制框架冬

6Fig.6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patial equity i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

4.1  空间行为的影响机制

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配的公平是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社会公平意味着无论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如何、居住在何处，均能够平等地享用公共服务。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空间不平等与城市化及城市扩张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富裕人口从核心城区向周边郊区迁移，意味着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深刻社会分裂。伴随着空间行为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学者们更加关注从空间作用于行为的角度，分析居民的主观感知和行为偏好对设施空间公平性的影响。

空间感知角度的研究，主要探讨居民个体享用公共服务的机会与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相关性。在设施空间公平性感知研究中，社会学家从邻里依恋、地方感、获得集体和公共资源、参与法律及社会权利等多个维度衡量公平性。传统的空间感知研究利用社会问卷的方式，收集居民出行的偏好、步行体验、设施使用满意度等感知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社交媒体数据研究居民的情感特征成为热点。普朗兹（Plunz）等使用Twitter数据库，分析绿色基础设施对步行者情绪的影响；王志芳（Wang）等人利用北京市公园的大众点评数据，探究居民对社会福祉感知的差异。

居民行为偏好角度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个体的行为活动和弱势群体的活动需求，评估生活圈内设施配置的公平性。柴彦威等人基于居民日常活动的行为需求分析，提出构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的供给量和空间优化策略；王德和胡杨基于对空间和行为关系的理解，提出城市行为规划的理论框架，通过引导居民行为，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利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另一些学者则将关注点放在出行行为方面，通过分析居民活动与出行行为差异，发现经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的局限性。

4.2  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

在新公共服务模式的引导下，城市不仅要为服务需求者提供相应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空间，也要满足居民平等享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并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就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制度和市场调控，直接影响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分配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减弱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现象。

当前，关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制度对空间公平性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公共服务投资和资源分配政策，探究空间的公平性。例如，李会平等人通过分析上海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被“资本化”到房价中，治理结构相对集中的分权财政体系可能加剧上海市住宅的两极分化；库布勒（Kübler）和罗沙（Rochat）等人通过分析瑞士七个主要大都市地区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决定因素，探讨政府间合作和收入共享制度能否解决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公平问题。相较而言，关于城市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影响的探讨则更加丰富。土地利用规划通过鼓励社区内的混合用途开发和多样化的土地用途，确保教育、医疗、养老和文化等基本服务得到更公平的分配；社区参与和参与式规划通过吸收当地文化背景，满足不同社区和居民的需求偏好。例如，芝加哥公平公交导向开发（Equitabl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ETOD）政策，将轨道交通站域视为积极转型的驱动力，强调通过建设包容、有活力和有弹性的社区，保障居民平等享有城市生活的机会。

公共服务设施市场调控策略，指通过引入竞争、选择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部门的政策，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它作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分，在欧洲地区广泛实施。例如，丹（Dan）和安德鲁斯（Andrews）通过回顾欧洲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与公共服务设施公平之间关系发现，一些市场型机制（如用户收费、自由化和私有化），更有可能导致公平性降低。此外，通过完善价格机制进行市场调控，明确政府和社会在供给上的权责边界，建立健全补贴、补偿、惠民等制度，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均等性。以全球城市广泛实行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为例，该政策通过为普通家庭实施补贴计划和激励模式，为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资助津贴和可负担的住房，涵盖包容性分区、放宽环境法规及经济适用房配额等措施。例如，美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通过包容性住房计划，限制或鼓励住房开发的密度和类型，从而调节住房供应和成本，同时，联邦政府引入“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项目，激励或补偿开发商、投资者、业主和租户，鼓励私人部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的租赁住房。

05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应用模型

按照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内涵，本文将典型的应用模型归纳为基于空间位置的应用模型、基于设施效用的应用模型和基于公平绩效的应用模型三大类。

5.1  基于空间位置的应用模型

此类模型在居民空间分布和交通网络不变的情况下，考虑如何调整资源分布和供给量，以实现各社区获取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差异最小。该模型通过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方差、最大偏差、区位熵等，计算公平性特征和程度。例如，最大可达性公平模型（MAEP）的目标是在保证公共服务设施总体可达性的前提下，使各区域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机会尽可能均等；最大可达性均等（MAE）模型是在满足设施资源供给量和可达性规则等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计算设施最优布局，使得空间公平性指标最大化。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_i为需求点i的需求量；A_i为需求点i的公平性指标（如可达性）；a为研究区各需求点公平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此外，现有研究利用多目标规划方法，在综合考虑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等多个目标函数的基础上，确定设施的最佳位置或数量。其中，多准则决策模型（MCDM）是结合多个标准和优先顺序，并根据期望的评估结果，选择多个替代方案中最佳选项的方法，包括多属性决策模型（MADM）和多目标决策模型（MODM）。张文婷（Zhang）等人利用多目标优化模型产生的一组帕累托解决方法，定量识别香港地区医疗保健设施的最佳位置；卡巴克（Kabak）等人以人口、休闲区、自行车线路和公共交通网络作为共享单车站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将AHP分析法与多目标优化分析结合，评估共享单车站点选址的优先级和排名。当前，深度学习技术在此类模型中的应用，降低了人工采集数据的复杂性，提高了数据的精确性和模型的准确性。例如，汪晓春等人以武汉市现有养老设施的POI数据为自变量，以是否有养老设施为因变量，利用ID3算法的决策树模型，得到养老设施选址的决策模型，并预测每个网格是否需要新建养老设施。

5.2  基于设施效用的应用模型

设施效用指设施对满足公众需求的贡献程度，它与设施的性质、规模、区位、交通等因素有关。该类模型考虑设施的分布是否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从使用偏好、设施选择、使用后评价等方面，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公平性，即不同居民是否享受相等的设施效益，其目标是在保障设施总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促使效用差异达到最小化。例如，查勇（Zha）等人提出定量分析城市公园社会服务功能空间公平性的模型，该模型采用效用函数法，根据居民在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来衡量公园效用。该模型通常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分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最优配置。其中，居民需求、服务供给和交通成本等是模型约束条件。该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居民数量；m为设施数量；p_ij为居民i选择设施j的概率；u_ij为居民i从设施j获得的效用；x_ij为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居民i是否选择设施j；y_j为一个二元变量，表示设施j是否可用。该模型可以通过随机效用模型（RUM）计算pij和u_ij。

5.3  基于公平绩效的应用模型

基于公平绩效的公共服务空间公平性分析模型，是一种用于评价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和目标的模型。它可以从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需求、可达性、空间分布、社会效益等方面，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的绩效，即不同居民享受公共服务设施的效果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福利最大化原则。其分析方法包括基尼系数、平等主义、能力方法理论、时变趋势评价等。例如，杜兰（Duran）等人通过构建共享单车基础设施分配公平性的分析模型，评估不同居民群体的共享单车站点和自行车分布的空间公平性。该模型包含空间公平、平等和效率三个规则，从定性角度分析弱势群体对空间公平性的感知，从定量角度评估设施的可用性；黄经南和朱恺易基于基尼系数和区位熵，分析并评估三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资源配置上的社会公平性。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_i为需求点i的需求量；P_i为需求点i的公平绩效指数，它由供给指数和区位熵两部分组成，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α为权重系数；S_i为需求点i的供给指数，它反映了需求点i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H_i为需求点i的区位熵，它反映了需求点i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均衡性。

06

评述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和多方法的特征。首先，该领域研究综合了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特征，为解决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问题提供丰富的参考方案。其次，解释内容集中在空间层面的设施可达性和社会层面的供需关系上，影响机制的探讨包含使用者的空间行为和管理者的社会决策两大视角，突破了仅从空间环境要素视角展开研究的局限性，更符合“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理念。最后，现有研究从空间位置、设施效用和公平绩效三个角度，构建综合性应用模型，结合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提升模型的科学性。

6.2  研究展望

虽然当前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问题仍是多个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但公共服务设施与空间公平性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证实。这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如何有效地为所有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福祉，仍是当前的研究难点。因此，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作为一种全面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策略，如何更全面地解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基于对国内外文献计量的分析，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的目标，未来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研究：

研究设计方面，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纵向追踪研究。设施空间不公平产生于城市更新迭代的过程中，是城市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具有时间维度。纵向追踪研究，通过利用同一对象在多个时间点上的变量数据，研究其随时间产生变化的特征或产生的影响。但由于研究时间跨度大，面板数据获取难度大，当前研究大多使用截面数据来探究设施的品质、数量、便利性等要素，缺少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跟踪与分析。相较于单一时间点的研究，贯穿公共服务设施整个生命周期的研究，将更有助于发现空间公平性的变化过程和关键转折点，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公平性形成的原因。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加强横、纵向相结合的研究，综合纵向时间视角和横向空间视角，通过规律总结，发现潜在的空间不平等问题，为评估政策和规划干预提供决策参考。

解释内容方面，重新思考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当前，大部分研究通常将公共服务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将设施可达性和供需关系作为研究目标，对空间公平性的测度大多基于单一层面，指标选取的同质性较高，但这些指标能否很好地解释公平性，还需进一步论证。未来，除了思考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评价和再分配，研究也需要考虑社会空间属性的补偿原则，研究目标从“哪里有什么”转变为“谁获得了什么”，以便更精准地揭示设施空间配置格局的公平性和资源流动的实质。此外，未来研究和政策设计还应纳入更详细的解释指标。例如，在可达性公平方面，考虑公共交通路径和目的地之间的空间匹配性，对居民出行行为和出行模式的影响。

影响机制方面，深入探究公共服务设施与空间公平性之间的因果机制。公共服务设施与空间公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研究城市空间规划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同人群的福祉和机会的重要内容。如何利用交叉学科理论与方法，探索设施对空间公平性的因果路径和效应大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点。未来研究可考虑补充反向因果关系。例如，拥有更多资源和更高经济水平的社区，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设施，那么，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的社区，能否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经济发展机会，是未来研究中值得探究的问题。此外，可考虑增加公共服务空间公平性的中介变量。例如，考虑设施空间公平性与发展历程、空间结构、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关联性。

应用模型方面，构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动态优化模型。当前，已有大量研究利用行动轨迹数据（GPS）、位置服务数据（LBS）、社交媒体数据等大数据，从居民需求的微观视角，研究个体的行为活动和感知偏好，但结合动态个体的时空间行为数据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研究可基于时空行为数据，挖掘居民活动的时空规律，并结合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空间数据，共同构建空间公平性动态优化模型，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公平性研究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