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区域”已经从“增长驱动”迈向“治理统筹”。在扁平化的城市网络中，一方面，大城市采取以土地为核心的场所营造和营销策略，以期在更为激烈的全球和地方竞争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高能级与高度城市化的核心城市肩负“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职能，引领“城市—区域”协同发展。

早期地方政府的“行政区经济”与“保护主义”带来经济效益的迅猛增长，但地方之间的重复建设、市场分割、跨界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也带来经济矛盾的不断激化与发展结构的长期失衡。地方在面临边界阻隔时产生的短视、割裂和冲突等问题，通常源于较强的自我利益驱动，这导致传统的区域规划与空间建设常常是单方面的自我行动，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目标的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区域治理模式与区域空间发展需求相适应，并随空间结构模式的阶段演进而不断演化。美国20世纪中期形成的区域治理理论，先后产生了大都市区政府理论（也称“传统区域主义理论”或“巨人政府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三种主要理论流派，与之相对应的是集权下的单中心模式、多中心的竞争模式和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区域治理经历了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的刚性治理阶段，现如今转向以区域合作组织、区域规划为主的柔性治理阶段。对于经济跨界组织趋势和行政权力间的矛盾，跨界治理理论主张打破界域壁垒，调和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冲突，进行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在我国京津冀、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等跨界治理实践中，各城市围绕行政职能、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跨界协调，针对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和跨团体的空间组织，探索通过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合作论坛和合作联盟等平台，建立跨行政区的合作协议。在城市规划领域，我国关于区域治理的相关论述较多集中于空间协同共建方面，较少溯源关注区域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这导致区域统筹协调规划界限模糊，传导效力不足。

“城市—区域”治理统筹包含多重尺度关系，而传统尺度的静态研究思路一直以来备受批判，尺度研究的理论在纵向和横向体系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转向。尺度关系的构筑存在于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复杂混合体之中，是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物化集合，也构筑了各种特定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即尺度从关注单一空间的静态思维，转向综合性的集成逻辑。当多重力量集合于尺度化的区域时，个人与集体权力的空间投射显得尤为重要。在政治经济与区域地理、城市管理的互动中，尺度研究特别关注与经济活动、社会关系交织的空间，以及区域在全球化中发生转移和重组的过程。例如，欧盟管治结构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变革，即展现了政府权力在区域空间生产上的重新分配是如何在动态尺度变化中实现的。不同的主体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作用对尺度进行争夺，对尺度进行上移、下移、生产和重构。以上移和下移为例，权力、资本指向特定空间，进行尺度范围的扩大和收缩，以达到目的，强势方会通过权力、资本的控制进行尺度上移，弱势方会迫于博弈、限制关系调整自身的组织，以获得更有效的力量增长，从而进行尺度下移。综合来看，尺度重构是指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尺度间变动的过程，它使得地方空间进行尺度跃迁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行政有边界，经济无疆域。传统国土空间与区域规划、体系因地方主义强、尺度宏大、法定制度不全，难以对不同地区间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质性的指引，也难以在重点战略空间谋划中寻求多方共识，导致空间规划在统筹协调时面临缺位和失灵。如何辨析区域内不同行政城市的博弈关系？在尺度重构的区域内，如何构筑战略功能区域，以寻求多方共识？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厦门为主体城市，将环厦门湾大都市区作为协同治理研究的场域，剖析其在协同发展中的博弈关系。基于尺度重构的解释视角，本文尝试辨析厦门市在“一次尺度重构”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境，并探讨未来厦门市在“二次尺度重构”中的“再尺度化”地区识别与发展路径；以重大基础设施为触媒，提出厦门市未来区域空间战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以期为区域协同治理优化提供思路参考，同时为区域空间战略体系优化提供案例参考。

“城市—区域”正在成为国家生产空间尺度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一方面，一体化“城市—区域”组织的互动更为剧烈，能够满足多样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建立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区域”空间的战略性显著增强，其中包含多重地理尺度的分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区域治理行动的重要“三元主体”，上级对下级政府的权力干预需要充分考虑合理度量。因此，“国家—地方”自上而下的权力、资源分配行为与自下而上的结构性反馈传导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反馈的过程。“权力的运用应有空间的向度”。权力固然有政治机器及其相应的制度为代表，然而空间亦非静止、僵化的。其包含了权力在空间的映射，也是权力规训的手段。这使得空间中的主体被规划、管理和监督，形成一个个“（被）驯服的身体”。当区域发展迈向广域化，区域之间的要素交换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不同行政区块的规模优势，不同的行政区块之间将进一步整合权力与组织体系，以提升空间的管理与服务能力。

为理解区域尺度重组中的城市与空间组织关系，可将地方政府的各类权力职能空间综合成“块”。当区域成为一个大的“地方政府”时，“块块关系”包含着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职能协同关系。以一个城市作为地方政府的“块”，根据合作博弈的关系，可以将“块块整合”的关系分为三类：块块融合、块块互嵌、块块合作。在尺度重构的初期，“块块合作”出现在合作收益初现时，不同市（区）之间开始进行协商、共谋。当块块之间合作达到一定程度时，合作博弈进一步跃升达到收益的溢出，管理单元开始进行互嵌，此时开始进入“块块”尺度重构的中期，城市之间开始“块块互嵌”。在地理邻近的城市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开始共建，市（区）之间的合作示范区开始运营。当达到尺度重构的后期，“块块融合”是博弈的一种平衡状态。此时，城市之间借助基础设施的高度联合，已经达到同城化生活状态。地区之间的制度、文化和空间开始融合发展，城市之间高度协同，带动多中心区域网络形成，以达到区域发展一体化。

权力与资本的互动驱动了制度与经济的适应性变革，进而引发区域（地方）的尺度重构（上移、下移）。战略功能区采取优化地域空间生产制度、降低经济市场限制这些关键举措，推动相关项目与策略的落地，从而重构其尺度空间，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随着国家与地方管制在地理空间上的重构，各类战略功能区（如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开始设立，这些功能区通过供给特殊政策与公共物品，有效赋能地方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内各城市的资源整合能力，促进区域协同治理体系的完善（图1）。

图1  尺度重构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Fig.1  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之间呈现出多类型的“竞争—合作”博弈关系，推动环厦门湾大都市区实现区域协同治理并迈向高质量发展。达成该目标首先需明晰这些博弈关系的关键特征。

厦门、漳州、泉州文化同源，同属闽南文化区。在自然地理格局上，三市共处于九龙江、晋江的冲积平原范围内，文化同源与地理空间相接，为三市的区域协同发展奠定先决条件（图2）。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市经历了三次协同发展时期：闽南金三角—厦漳泉城市联盟—厦漳泉同城化。“闽南金三角”时期，在“大进大出”的格局下，设立了沿海经济开发区并进行了一系列以贸易快速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协作；“厦漳泉城市联盟”时期，以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等联系密切的区域为基础单元，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三市构建城市对话、沟通、交流、合作和协调的多层次平台；“厦漳泉同城化”时期，进一步推动厦漳泉区域协同发展，从一般性区域合作、城市联盟，向紧密型、实质性、一体化融合的大都市区发展。探索建立共同发展的城市功能区和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公共服务共享和资源要素整合，形成协同建设和同城化机制。

图2  厦门、漳州、泉州三市自然地理区位

Fig.2  Physical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cities of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竞争—合作”是区域地方政府博弈的重点关系，地方政府因权力、制度的不同，存在不同的竞争关系（对抗式竞争、差异式竞争、合作式竞争）。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在以不同的城市身份、角色和定位进行协同的进程中存在不同的竞争关系。厦门市与漳州市在产业、交通和设施共建方面已经形成优势互补的状态。城市联合能够进行资源整合，促使区域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海沧区、招银港区共建，发挥“港铁联运”优势为区域产业赋能，因此存在“合作式竞争”关系。两市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协调与博弈，地方政府通过共建、共举，达到行为预期，进而共同受益。厦门市与泉州市基于差异化的发展需求与目标定位，依托各自在产业基础、文化底蕴及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化优势，持续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具体而言，厦门市以旅游业与城市经济见长，泉州市则凭借传统制造业与县域经济确立优势地位。因此，两市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呈现显著的“差异式竞争”态势。两市不断自我强化，产生支付和获益的追加，使得行为主体趋向更高的均衡收益。

环厦门湾大都市区的高效整合，是实现厦漳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路径。环厦门湾大都市区的经济空间快速拓展与结构优化，需要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区域协同治理需要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协商共谋。厦门市在推进环厦门湾大都市区尺度重构的过程中，呈现“竞争—竞合—协同”博弈态势的转变。目标是突破由“行政区经济”（诸侯经济）导致的“囚徒困境”，进一步实现区域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图3）。

图3  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共建大都市区的博弈关系

Fig.3 The game theory of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city building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战略空间规划作为一种信息传导方式，能够进一步揭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博弈关系。整合三市的战略空间规划可知，厦门市确立“一岛、两湾、多组团”的战略布局，漳州市提出“一核、两湾、三极、四片”的构想，泉州市构建“一湾、两翼、三带、一屏”的格局。三市的战略构想均高度关注边界地区的整合。

西部湾区在地理上邻接漳州市，漳州市规划打造“厦门湾南岸城镇群”，依托台商投资区、招商局经开区等关键产业功能区块，期望与厦门岛及西部湾区实现整合。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漳州市旨在加速市场要素流动，提升厦门湾南岸城镇群的土地与要素价值，从而实现厦漳两市的产业互补与生活同城化。两市基于“策略互补性”的协调博弈态势推动功能区连接，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市场“寻租”博弈寻求海港区域化整合的过程。在福建省港口重组的背景下，厦门市统筹海沧区、招银港区，带动海港及周边片区实现尺度上移。两市在市级层面达成博弈均衡与协调共识，共同推动设施共建与同城化发展。

东部湾区在地理上邻接泉州市，泉州规划打造“南翼环围头湾地区”，将其作为“两翼”中的南翼，涵盖南安、晋江及金门等行政区块。其中，以石材传统制造为主的南安（石井、水头、金门）毗邻厦门市，迫切希望融入厦门岛及东部湾区的发展。以厦门新机场这一枢纽为核心，泉州期望借助其人流、物流与资金流，带动南翼地区发展。基于“支付外溢性”的协调博弈态势，泉厦两市展开区域协调；借助“两岸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创租”博弈东部湾区，推动厦门新机场（翔安）及周边片区实现尺度上移（图4）。

图4  厦漳泉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空间博弈与整合

Fig.4  The strategic spatial game and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Xiamen-Zhangzhou-Quanzhou

注：战略空间规划布局来源于三市公示版国土空间规划：《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2021）、《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2022）、《泉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202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历史截面看，厦门市依靠“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获得经济发展的可观成就，在“特区不特”的情况下，城市在区域中的竞争力持续下降。在统一大市场、两岸深度融合的新目标下，厦门市面临区域中的挑战与机遇，“再尺度化”需要突破市域范围，立足区域。新时代，厦门市新一轮谋划需要立足两个层面重新思考：一是如何把有限的增长放在更有效的地域；二是如何通过“吸引—辐射—带动”路径，升级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4.1  成功推动“一次尺度重构”：从“海岛城市”转为“海湾城市”

厦门市“一次尺度重构”完成特区全域化，借助特区制度“级差”，厦门市完成制度、经济要素的“环岛上岸”。在这个进程中，厦门市实现“环岛上岸”空间规模的扩张。然而，在整体发展动力衰退的情况下，厦门城市发展的内源性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均面临困境。

4.1.1 实现岛内重组，环湾建设上岸拓展

“环岛上岸”是厦门市尺度重构的一次跨越，此次重构推动厦门市由海岛城市转换为海湾城市。自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厦门市经历了以本岛为核心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众星拱月”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环湾工业厦门（本岛美丽厦门）时期及环岛新城化（本岛高端化）时期四个发展阶段（表1）。

表1  厦门市空间拓展结构、规划路径与“再尺度化”空间总结

Tab.1  Summary of Xiamen's spatial expansion structure, planning paths and re-scaled spaces

注：一部分材料来源于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一部分材料通过网络收集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前两个阶段，厦门市依靠“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向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岛内空间局促的情况下，向集美、杏林、海沧等地区进行功能外溢，依靠制度和市场推动，开始建设大量的外商投资片区（主要是台商），实现“岛内重组—局部上岸”的尺度拓展。“再尺度化”空间从厦门本岛逐渐向外延伸，例如，翔安、同安和海沧开始设区，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尺度上移。

“环岛上岸”的尺度重构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在后两个阶段，厦门的城市尺度拓展目标持续优化，从局部上岸向环岛布局迈进。2002年，厦门市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构想；2005年，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金戈铁马，狂飙突进”，进一步推进翔安火炬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环东海域开发等项目建设，奠定厦门从“环岛上岸”转为海湾城市的基础。当“经济特区”拓展到全市之后，集美、海沧、同安、翔安四大新城接连建设，此时，厦门市已完成“岛内提升—环岛上岸”的尺度跃升。厦门全市依靠特区拓展进行尺度上移，岛外新城的建设指向明确，对接各区的跨海大桥陆续建设，厦门市于全域尺度层面推进战略实施，城市建设着力拓展空间格局。

4.1.2 困局：市域内动力增长有限，结构优化难以为继

区域经济的集聚核心是“市”之所在，而“城”是规制与权力的共谋之地。改革开放初期，厦门市基于国内外辐射“双扇面”的地域优势承担“经济特区”的责任，同时在制度革新、分权的优势上集聚大量的发展要素，其经济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投资规模加大。厦门市以集聚和辐射能力成为闽东南区域重要的经济核心。“经济特区”便是尺度重构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央政府设立大量的特别政策功能区，作为吸引资本投资和产业集群的主要空间载体，带来体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使得厦门市获得经济、产业的迅速发展。然而，随着特别政策区制度由沿海向内地扩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改革开放、加强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条，“特区”制度不能再创造明显的价值收益，开始产生边际效益递减。

在经济特区制度优势积累过程中，厦门市完成“环岛上岸”的发展，实现从“海岛城市”到“海湾城市”的跨越，并布局谋划了马銮湾、环东海域等战略新城。2003年，跨岛战略开始实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高达55.5%，工业开始上岸并环岛发展。2011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厦门市开始经济转型发展，但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在市域范围内，厦门市实现规模扩张，但在区域范围内，其城市竞争力持续下降，直至如今，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产业与经济的投资、动能有限（图5）。厦门市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把有限的增长动力投入到更有效的价值产出地域，而不是“四面出击”地发展。

图5  厦门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及生产总值增速变化

Fig.5 Changes in Xiamen's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s a percentage of GDP and growth rat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福建省的区域战略，需要从更广的视角以更准的抓手来有效把握战略机遇，将“合纵”转为“连横”。强化区域协同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推动更广域的市场区域协同。厦门市在地理区位、体制环境、经济市场层次上具有区域交换“枢纽”的重要特性，以厦门市为主体推进环厦门湾大都市区的区域整合，进一步推动厦漳泉区域协同发展，是必要的战略谋划。

区域中心的“市”特性已经在厦门凸显，因此，扩大市场的整合区域，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的节点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区域的“核心—腹地”关系紧密相连，应避免相互孤立，将核心城市作为经济区域的重要枢纽，连接全球与地方。厦门市需要进一步承担“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与分工，推进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在区域结构中成为一个综合功能区域，并加强治理协同关系，形成厦漳泉区域协同的合力，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4.2  亟须推动“二次尺度重构”：由“海湾城市”转为“环湾都市”

在空间结构优化动力减弱与区域竞争力衰退的困境下，厦门市如何破局？一方面，要从更广阔的区域市场腹地进行共谋；另一方面，要善用“触媒”进行区域“再尺度化”。厦门新机场在厦门翔安区，与泉州市邻近，具有区域的唯一性；大厦门港区合并厦门、漳州两市的港口体制与市场，具有区域的整合性。厦门市推动“二次尺度重构”，需要利用这两个重大基础设施作为“触媒”，集聚发展要素，引领区域协同。

4.2.1 共谋

弥合“租差”，促进地区之间的利益共享。区域协同的过程实际上是城市之间“租差”不断缩小的过程，当共同谋划落实到制度和设施的共建，在权力与资本互动中传导的公共政策物品进一步赋能区域发展。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效率增强，“租差”不断缩小并维持在平衡状态，达到“弥合租差”，促进地区之间的利益共享。

R1线作为连通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重要跨城轨道线路，起始站从泉州市的泉港站至漳州市的西湖站，沿途设站25座，全长约173.78km。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性的增强，可以降低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具有促进经济集聚的作用。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R1线的建设，能够更好、更有效地带动区域要素体系的协同分工。作为“尺度重构”中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R1线分别嵌入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内部，在事权协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带动要素流的集聚与扩散，强化重要战略区域整合，带动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图6）。

图6  厦门、漳州、泉州三市R1线城际跨城轨道站点联系与战略功能区

Fig.6 The R1 intercity line: linking stations and strategic zones across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人口集聚的分布态势看，三市的人口集聚已然向心都市化（图7）。然而，三市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事权协同面临重重阻碍，权力与资本传导空间的能力和效率进一步降低。基础设施的谋划建设需要自下而上地共同参与，省统筹、市谋划与地方参与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尺度下移。

图7 2000年和2020年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人口集聚程度分析示意

Fig.7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three cities of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in 2000 and 2020

注：根据美国橡树实验室LandScan公开数据，LandScan人口密度建模方法是一种结合地理空间科学、遥感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创新方法，是代表单元地域（24小时平均）人口的最高分辨率人口分布数据。数据精度为1km×1km，分析网格单元采用10km×10km，进一步将LandScan数据进行空间聚合处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借鉴我国广州与佛山两市跨城轨道建设、荷兰跨界治水和美国纽约港务局整合的经验，考虑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破解权责关系不对等的困局，进一步引进区域协同的第三方机构或组织进行协调（即区域组织的中介角色）。例如，将广州与佛山两市跨界地铁运营交于广州地铁集团，由第三方组织与广州、佛山两市政府对话，协调各方利益，达成共赢的局面。荷兰在区域协调过程中，将区域合作的内容具体化，加强对具体事务的资金安排和对权责边界的控制，并成立“区域协商委员会”与区域事务协同的各职能小组，作为连接枢纽，保障政府、市场、社会多方的参与，提升区域内不同地区组织联合的效率并约束区域各方的权责关系。纽约的港务局模式是由不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设港口、机场等竞争性基础设施，不同的主体交叉持股不同行政区内的基础设施，核心城市将建设中的部分利益交给其他城市政府，进一步捕获区域协同中的增值。

4.2.2 西联

“西联”作为厦门与漳州同城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共识，以厦门岛为核心，向西联结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开发区，通过产业链协作、海港枢纽提升、基础设施连接等举措，建设环厦门湾大都市区高质量发展的同城融合试验区。

《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年）》在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的联合批复下，提出“大厦门港”的概念，改革厦门港的管理体制，由厦门港口管理局统一管辖厦门、漳州两市行政区划内的所有港区，整合厦门湾内的8个港口资源。“省—市（区）”传导的管理体制改革与港口资源的整合，进一步推动厦门港在世界港口枢纽中的地位跃升，并进一步带动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港区共建成为体制、资源要素互联互通的示范，进一步促进厦门和漳州融合发展。

厦门和漳州融合发展的边界地区可以依托海沧港区、招银港区扩容，推动两港区共建国际枢纽级港口。结合厦门市海沧区的工业区与漳州台商投资区紧密的产业协同优势，建设地理邻近、产业关联度高的协作发展空间，加快推进“港铁联运”。以铁路网络为支撑，延伸海港枢纽腹地至闽西、赣南等地区，加大区域内城市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的覆盖范围。通过对海沧港区铁路支线的改造升级和海沧港铁路场站的扩建，为临港工业片区提供充足的动能。同时，借助港口合作带来的产业协同，集聚并释放大量的人流与物流，促进城际轨道快速建设，加强厦门市和漳州市跨城合作联系，缩短核心节点的时空距离，强化同城生活服务，提升两市的产城融合水平，以“海沧+招银”港区整合共建为触媒，促进边界地区的产业、生态和生活空间融合发展（图8）。

图8 “厦门—漳州”跨界整合关系结构示意

Fig.8 Structure of Xiamen-Zhangzhou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schematic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2.3 东拓

 “东拓”作为厦门市与泉州市、金门县共建的重要战略方向，以厦门岛为核心向东拓展，连接泉州的南安市、晋江沿海地区，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与产业平台协作，打造环厦门湾大都市区发展高地，建立厦漳泉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极点。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大嶝岛和小嶝岛的中间海域，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的大型交通综合枢纽，承担国际与区域枢纽、两岸交流的门户节点职能，具有深远的国家与地方发展意义。省域尺度的高铁站点均质化，使得厦门市在区域中的枢纽地位逐渐下移，但作为福建省唯一的4F级机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将重塑厦门市作为区域级枢纽城市的中心性与唯一性。厦门新机场为厦门市、泉州市和金门县等毗邻地区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厦门新机场将进一步影响区域要素流的汇聚，带动区域结构的转变，成为区域重要的战略增长极。

以“两岸（厦泉金）合作发展区”政策框架，整合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空港、翔安刘五店海港与金门海港联动体系，围绕厦门新机场这一新的国际枢纽机场，打造全区域供应链组织中心、国际合作平台。利用金门海港的地理区位优势，发展并提升金门海港的集装箱运输体系，布局临港工业空间，加强对外、对台经济联系，为合作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对接重大枢纽、公共服务设施、海洋生态等重大项目，利用重大项目落地赋能区域协作，支撑“两岸（厦泉金）合作发展区”共同建设。

依托城际轨道站点建设，提升厦门新机场片区枢纽能级，加强轨道交通网络与国际枢纽机场的连接，为厦门、泉州、金门三地空间、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支撑。结合厦门市翔安南部片区及泉州市南翼高新技术产业片区的发展契机，提升厦门与泉州两市跨区域创新产业合作协同发展能力。同时，借鉴深圳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经验，在厦门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内建设“国际自由港”，探索提出创新政策和制度的融合，打造跨界的深度融合发展平台。以厦门新机场为触媒，推动厦门市、泉州市、金门县边界地区整合，带动区域跨界协同发展（图9）。

图9  厦门市、泉州市、金门县跨界整合空间结构示意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Xiamen, Quanzhou, and Jinmen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space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国家战略中谋方位，在发展趋势中谋方向，在区域格局中谋方阵，在城市特质中谋方略。区域广域化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各大“城市—区域”正在加快政府合作、空间协同的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协调示范区建设，区域（特别是边界地区）的尺度重构，能够进一步强化地区政府的协作效率。“政府—市场”合力共导的区域制度创新，能够加强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权力、资本的博弈永远存在，因此，无法以“竞争—合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来讨论区域的协同发展。只有厘清区域协同中的城市博弈关系，尝试探索博弈中的区域空间重构路径与方向，才能进一步传导至政策与区域规划体系并提供相关建议，进而带动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

本文以厦门市推进区域空间战略的谋划为方向，基于尺度重构中的区域协同治理视角，尝试辨析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博弈关系，并进行空间战略的博弈解释。在困境中辨析定位，在机遇中找寻方向，本文分析厦门市两次尺度重构的历程：在“一次尺度重构”中，厦门市已经实现“环岛上岸”；在“二次尺度重构”中，厦门市需要突破市域、面向区域，在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协同发展中突破边界，开展重大战略空间合作，强化厦门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动力。

诚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尺度重构”过程中包含多重权力和资本的复杂关系，本文仅在一个结构性的框架中讨论其尺度内涵与区域空间战略的方向与关系，难免存在大而不全的问题。同时，强化分析单一的场域和案例仍存在其特殊性和地域性。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建构一个分析视角，提供一种分析思路，在案例中辨析大都市区协同的关系和方向，为厦门市的空间战略区域拓展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