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历史遗产识别与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全局视野下的历史景观认知越发受到重视。大运河、“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等世界文化遗产，印证了不同历史景观之间可能存在超越其所在区位的渊源与联系，从而构成大尺度历史景观结构体系。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会议将系统性、整体性的要素结构识别与管控确立为今后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工作的重点。

基于文化影响力和史料丰富度等因素，超大尺度的国家级历史景观结构更易被识别并得到重点管控，且这类景观数量相对较少。而在广泛分布的各个城市地域中，诸多本土化、具有特定年代在地“基因”的历史景观联系仍有待挖掘。由这些联系构成的地域历史景观结构是城市特色的重要载体，识别并分析此类结构，有助于精细化管控历史景观特征，切实改善特色缺失、“千城一面”等城市风貌。

我国人居发展历程悠久，不乏拥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景观积淀的城市。这些城市现实历史景观的分布、保存与利用状态可视为不同时期景观创造、调适或覆盖的层积结果。因此，可从景观层积的过程与机制入手，逐步构建适应地域尺度的历史景观结构规划管控体系。

2.1  景观层积的机制与类型

美国历史地理学家康岑（Micheal P. Conzen）认为，历史景观层积“是一定区域或区位中各种被创造的独特景观形式在时间进程中选择性叠加与生存的结果”。参考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论点，可推测康岑受到自然选择学说的影响，从“环境选择”的视角对历史景观演进过程进行解释。然而，不同于生物，历史景观的选择关键并非自然环境，而是“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是“现实的人”，即在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他们主导着各类历史事件的走向。“景观有其自身的历史，景观是由那些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可见“人”在历史景观的创造与演进中具有主体性。历史景观会因对人具有意义而被创造和传承，也会因意义消退而被改变和覆盖。

基于客观历史的哲学思辨，历史对人类的意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提供一种超越个体存在、实现物质与文化基因传承的非宗教方式；其二，提供一种跳出当下处境的通观性经验借鉴；其三，发挥凝聚群体认同、放大社会性主张声量的语用功能。对于历史景观的层积分析而言，第一点意义最为重要，因为空间层面的物质与文化基因传承是人能够感知历史景观的先决条件。物质基因传承类似生物学中的基因遗传，具有显著的时空连续性，可分为完全传承与部分传承两类。物质基因完全传承多见于具有突出纪念意义的历史景观，人们往往倾向于完整地保存其原本特征，尽量避免干预与变化，如同“化石封存”；物质基因部分传承多见于具有突出实用属性的历史景观，人们往往会在延续其主要特性的同时，根据现实功能需求不断调适和优化其局部特征，推动有目的的“变异”，如同“活态衍化”。文化基因传承则无须过度拘泥于物质时空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类似于生物学中不同物种的趋同进化。人们往往受地域内约定俗成的民俗风气、审美习惯等的熏陶，通过维护、恢复或拓展创造，营造具有相同或相似体验感的景观意境，实现精神共鸣（表1）。

表1 历史景观物质与文化基因传承分类特征

Tab.1Classification features of spatial and cultural gene inheritance within historic landsca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依据三类基因传承的特点，其在具体层积分析中所呈现的时空特征也应存在差异。物质基因传承景观的特征分析主要取决于特征形成时期：物质基因完全传承景观一般包括具有特殊纪念价值的片区、节点或线性空间，其特征主要形成于景观创造时期；物质基因部分传承景观一般包括连片分布的功能性基质空间，其特征主要形成于景观演进成熟时期。文化基因传承景观一般包括与文化活动紧密关联的名胜空间，其特征可能受到多个时期代表性文化元素的影响，需重点甄别历史上文化活动繁荣的相关时期。时空特征较为直观，便于归纳，将其作为大尺度层积分析的核心线索，可有力支撑历史景观特征的精准识别与管控，强化分析结论的在地性与针对性。

2.2 大尺度景观层积的分析方法与技术支撑

目前，历史景观层积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层面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研究基础。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此后，基于该框架的历史景观层积研究在国内广泛开展，已构建成熟的历史景观层积分析方法。这类方法一般以直观的历史景观特征“层积—锚固”为主线，分时期梳理其层积过程与结果，以及与背景事件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中分析对象以中、小尺度的历史城区、街区等居多，针对大尺度地域历史景观结构的系统研究较为少见。

这是因为大尺度历史景观研究在实操层面面临若干无法回避的难点：技术资料与信息收集来源复杂、体量庞大；广域田野调查的规模与深度难以充分兼顾；研究人员需兼具专业领域、地域知识和精力投入方面的良好储备；技术路径与结论的可行性需通过现实工作状态反馈印证。尽管此类研究对工作基础与配套支持的要求不低，但在全面深化国土空间“多规”融合与“一张图”管控的背景下，各个城市历史空间信息的数字化与集成化已成必然趋势，大尺度、细颗粒度的地域历史景观研究也有望取得进展，杭州市便是其中之一。

自2015年起，杭州市就借助总体城市设计、紫线规划等项目编制的契机，以市辖区为重点研究范围，着手历史景观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归类分析工作，并将紫线数据整理入库，作为历史景观研究的重要依据。2022—2023年，杭州市全面推进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特色景观风貌保护与修补研究，以衔接详细规划的方式，将重要景观研究的颗粒度分解至地块层面，并依托详细规划入库数据，搭建精细化的“风貌管控一张图”平台。2025年，在既有历史景观信息的基础上，杭州市进一步开展城市建筑风貌管控指引研究，梳理历史风貌建筑的时空分布与要素特征，以应对存量更新时代更加细致的工作要求。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杭州市已基本具备研究条件，得以较为系统地展示其大尺度历史景观层积的分析结论，以及“将自然空间与建成环境看作整体后形成的结构性设计管理对策”。

杭州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大古都”之一，人居发展历程可追溯至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历史积淀丰厚。本次景观层积分析，空间上聚焦杭州市域北部的市辖区范围（由十个区构成），时间上聚焦1949年以前（现代景观未集中规划兴建），分析资料以该范围内的详细规划、紫线等入库数据为基础，结合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公开发布的云端档案信息，并参考总体城市设计等项目编制时整理的文献查阅、专家咨询、部门座谈等资料，力求全面、直观地呈现杭州市的历史厚度。同时，依据我国历史断代方式，将1949年前的时间分析范围进一步细分为六个主要时期，各个时期均可提炼出对杭州市的历史景观特征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分别是新石器时期、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

时空范围如同由X轴、Y轴构成的坐标系，只要将收集整理的历史景观资料与坐标位置准确对应，便可得到层积分析的初步结果，即对应六个时期的历史景观分布图（图1）。图中前序时期出现的历史景观在后序时期得以延续和保留，最后积少成多，组成可在当代被感知的历史景观组群。

图1  杭州市区历史景观层积分析

Fig.1  Accumulation analysis of historic landscapes in urban Hangzhou 

资料来源：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杭州市总体城市设计（补充完善）》，笔者自绘

在直观表征方面，物质基因传承景观的呈现类型与历史时期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隋代以前，以土石基址为主，基本未见地上建（构）筑物遗存。隋代至元代，虽也有较多地下城址，但地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石刻、石塔、陵墓等建（构）筑物遗存，杭州市现存最古老的地上构筑物即为始建于唐代的龙兴寺经幢。明清时期是杭州市传统建（构）筑物与农耕地景营造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地上历史景观数量多、分布广，构成杭州市现存历史景观的主体。民国时期，受到特殊时代背景影响，建筑物以融合西方风格的砖石建筑为主，数量远不及明清时期的传统建筑，且多分布于杭州古城和西湖景区周边。文化基因传承景观虽不一定因时而异，但整体上以山水名胜空间为主，位于近山滨水地带，且具有契合传统山水审美价值的意境特征。

在基因传承的时空特征方面，鉴于明清时期历史景观对前序景观存在大规模覆盖的情况，可判断其为物质基因部分传承的演进成熟时期。该时期，杭州市的功能性历史景观确实得到全面完善，不仅实现对建筑形制的地域性调适（如宋元时期杭州民居的悬山顶，在明清时期演变为硬山顶），还通过持续地筑塘修坝，固化了平原与丘陵地区的传统农耕地景（如明清时期钱塘江下游海塘进一步加固，使平原圩田趋于稳定），也见证了杭州市传统水陆交通格局的加密成形（如元末杭州塘凿通后于明清时期成为大运河主航道），深刻推动并完成杭州市历史景观的结构性塑造。

以明清时期为基准，前序时期的历史景观多以局部、纪念性的方式得到保存，显然属于物质基因完全传承类型。杭州市虽然号称“北宋东南第一州”与“南宋行在临安府”，但其城市历史景观并不以宋代特征居多，加之竹木材质在江南潮湿多雨的环境下保存年限本就较短，宋元传统建筑也缺乏广泛重建的必要。民国时期，西式风格主导、中西交融的建筑特征，对于杭州市这样一座被东方古典韵味浸染千年的城市而言，存在显著的时代局限性。因此，其也属于物质基因完全传承类型，仅于局部片区、节点保留展示。

杭州市文化基因传承景观的时间特征相对较弱，关注其文化活动繁荣的历史时期，旨在获得精神意境上的呼应，而非对物质形态的复刻。杭州市作为江南地区典型的山水城市，古往今来的人文活动十分注重对“大山水”的审美，强化名胜景观塑造过程中山水意象的主导性。大山大水是超越任何朝代存续的自然意象，在建筑尺度普遍较小的时期，它们的主导地位始终难以被超越，也就弱化了不同时期观赏山水景致的意境差异。在空间特征上，平地与丘陵过渡地带（如西湖、湘湖、富春江等）的大尺度山水，更易被多角度、多层次地感知，从而孕育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标志性名胜景观。

明确时空特征后，识别并汇总三类基因传承方式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空间，便能得到结构性的历史景观管控范围（图2）。具体做法是：首先梳理明清时期留存的杭州古城、辖县县城、主要市镇、水运干线和田园肌理等要素，搭建历史景观结构的功能性骨架。然后对创建于其他时期的纪念性景观加以辨认增补，点亮局部特色。鉴于杭州市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景观数量相对较少，规模等级相对较低，而隋至元代的历史景观特色又以两宋时期最为突出，纪念性景观辨认重点聚焦新石器、两宋和民国三个时期。最后添加各大平原、江滩周边的名胜景观空间，填充具有人文辨识度的山水环境基底，形成侧重反映杭州市历史景观保存格局与关联特征的结构性图纸。与一般规划结构图不同，该图纸主要基于各个详细规划单元和紫线入库数据绘制，以矢量形式精细化地表达范围边界，相较于意向性表达空间结构的像素图纸，更利于有针对性地落实景观管控要求。

图2  杭州市区结构性历史景观管控范围及其划定方法

Fig.2  Structural management scope and delineation methods for historic landscapes in urban Hangzhou

资料来源：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杭州城市建筑风貌规划管控指引》，笔者自绘

在制定历史景观管控策略的过程中，杭州市研究了上海、广州、京都、柏林及巴黎等多个国内外城市的案例，并从物质与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参考同处山环水绕之地且同为东方古都的京都市的部分景观管控做法。通过解读《京都市景观规划》，杭州市结合我国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与自身历史景观结构特征，提炼出若干可供历史景观管控借鉴的技术亮点（图3），分属整体管控分区与分类管控原则两方面。

图3 《京都市景观规划》部分技术亮点

Fig.3   Partial technical highlights  in the Kyoto Landscape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京都情报馆网站公布的市域城市规划分区图与《京都市景观规划》成果改绘

整体管控分区侧重空间维度，京都市在划定城镇化区域与抑制城镇化区域的基础上，将对应范围内的特色景观空间分别归入美观地区与风致地区。前者可按城镇化的景观营造导向进行管控,后者需严格按照抑制城镇化的景观营造导向进行管控。此类分区思路既能与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有效衔接，又能在整体层面确立历史景观管控的基本方向，从而保护并延续大尺度历史景观的格局特征。

分类管控原则侧重时间维度。物质基因部分传承的功能性景观包括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等，主要以“京町家”等发展成熟的地方传统建筑为原型，引导在地建筑在保护更新进程中持续维系片区的“历史仿真程度”，但不要求做到历史形态与细部的完全复刻。物质基因完全传承的纪念性景观包括历史遗产型美观地区等，注重保护特色鲜明的历史遗产本体，同时避免周边片区因模仿遗产景观特征而混淆纪念属性。文化基因传承景观主要分布于近城的山林地带，在风致地区的基础上，细分出历史风土保护、自然风景保护和近郊绿地保护等空间类型，对其内的建筑物建设、土地平整和竹木采伐等行为进行限制，充分维护自然意境的主导性。

结合案例，杭州市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城镇开发边界，在分析研判后得到历史景观结构管控范围。

在空间维度上，区分山水景观管控区和聚落景观管控区（图4）。山水景观管控区主要位于开发边界外，由传统审美特色突出的山水名胜与传统肌理特点明显的湿地田园组成，应避免连片的城镇化建设，以低矮分散的局部小体量建设意象衬托和点缀以自然为主导的景观意境。聚落景观管控区主要位于开发边界内，以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城镇空间为主体，应避免现代城镇建设模式，延续整体低矮、大密小疏的传统聚落与地域人居特征。

图4 杭州市区历史景观管控分区

Fig.4  Historic landscape management zoning map of urban Hangzhou

注：山水景观管控区共25片，总面积425.5 km2，占杭州市区总面积8 289 km2的5.1%；聚落景观管控区共22片，总面积46.5 km2，占杭州市区总面积的0.6%。

资料来源：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课题《杭州城市风貌保护与治理机制研究》，笔者自绘

在时间维度上，杭州市深入研究明清时期传统建筑、街巷及田园肌理等要素的原型特征，并将其作为功能性历史景观管控的重要基础。同时，借鉴日本京都市的管控思路，引导新建和改、扩建建筑通过模仿复刻、形式简化、符号抽象等方式与邻近的历史景观形成呼应，并在高度、组合方式、界面与体量等要素特征上与历史景观保持连续和一致，或体现舒缓渐变。针对纪念性景观，杭州市根据其规模等级与分布情况，确定面向三个不同时期的管控对策。新石器时期，以良渚古城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展示为主，模仿夯土茅草风格的功能性建筑，应尽量做到“小而少”，不应对遗址本体呈现的纪念氛围造成负面影响，且遗址范围外的建筑不得模仿此类风格。两宋时期，以符合北宋《营造法式》特点的历史建筑或当代重建宋式建筑为主，仅在局部地块或紫线范围内展示，同样禁止周边建筑模仿。作为唐宋过渡时期的政权，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在中后期的历史景观遗存较多且营造特征偏向宋式，因此与两宋时期一并管控。民国时期，以湖滨等地的近代建筑展示为主，周边建筑除禁止模仿外，宜在色彩材质、檐口高度和窗墙分割等方面保持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弱化西式砖石风格的突兀感。至于山水名胜景观管控，杭州市并不限定其历史时期，而是从维护古今相通的山水意境出发，细致地分析人们感知名胜场景的视点与视野特征，构建全面、真实的三维景观模拟系统，为建（构）筑物的景观影响评价提供直观依据。在制定山水景观管控的具体要求时，杭州市灵活运用著名园林古建学家陈从周教授提出的“五宜五不宜”原则，致力于展现“三远构图”等传统山水审美特点，凸显各处名胜景观的意境主旨。

过去，受规划编制需逐级深化的传统技术思维影响，规划领域部分宏观研究在得到战略性或概念性结论后便戛然而止，倾向于将深化分析的工作推向中、微观层面，在结论表达上也偏重示意性，难以指导管控实施。从杭州市的分析实例中可发现，大尺度研究的全局性、系统性与细颗粒度研究的实操性、针对性并不互斥，若能克服资料收集、整理与时间精力投入方面的困难，辅以较为完善的理论方法支撑，技术研究的难度实则不高。此外，在兼顾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大尺度研究分析得越细、越深，研究结论在适用面广的同时，实用性也越强。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乏如杭州市这般拥有深厚历史景观积淀的城市。不同地区的地域环境可能千差万别，但景观层积的核心机制一定无法脱离物质与文化基因的传承。有别于《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框架下常用的“层积—锚固”理论，杭州市根据基因传承特点归纳的物质基因完全传承、物质基因部分传承与文化基因传承三种形式，有助于在研究其他城市时精准理解历史景观层积的机制差异，并推导出针对性较强的分类管控策略，或可提供一种差异化、可行的历史景观分析与管控思路。  

致谢

感谢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杭州市规划编制中心（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应急中心），以及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人员李筱曼、杨平华、罗鹏飞、公理、张苗苗、龙彦、黄河、刘海芊、鄢雨晨、田雨、缪岑岑、余小艺、刘欣、侯焱、余婷，在本文资料收集和成果讨论应用阶段给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