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区域竞争与合作新格局的出现，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区域，日益成为引领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全球城市区域得益于核心全球城市的功能辐射、要素联动，逐渐在全球城市网络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单元。新时期，如何更加系统地理解全球城市区域的内涵和特征，从形态研究转向功能研究，从对外的整体性和对内的关联性两个维度评价全球城市区域的内涵，将其作为一个相对明确且完整的空间单元载体，对提升区域和国家的未来竞争力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章以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为例，对比国内外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特征与规律，提炼全球城市区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评价体系，认识未来全球城市区域的功能与角色。

作   者

孙   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9级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研究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马   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首席研究员、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通讯作者）

李鹏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长三角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规划师

张   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室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全球城市区域指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由一个或多个重要功能中心和节点都市组合而成的经济繁荣发达、产业紧密联系、城镇密集关联、空间高度连绵的地区。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在2000年首次提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s）概念，即“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空间现象”。之后，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2006年进一步深化对全球城市区域的认识，认为全球城市区域不是形态上的区域连绵，而是关注城市间人流、经济流的关联度。

从全球层面看，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度推进，区域竞争合作新格局的出现，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区域，日益成为引领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尤其是那些以全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区域，得益于核心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功能辐射与要素联动能力，深度一体化发展成为该类地区的基本趋势。从全国层面看，随着国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拥有较强影响力的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区域，既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相对完整的空间单元，也是发挥对外影响力的基本载体，成为带动国内国际“两个扇面”的重要战略枢纽，成为引领区域参与全球竞争、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空间载体。

由此可见，尽管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深度开放与发展的导向仍然不变，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类区域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对于我国深度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从当前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看，研究更多是以理论界定和特征观察为主，较少将其作为一个相对明确而完整的空间单元载体来探讨。事实上，全球城市区域空间单元，一方面发挥其对外发展的“龙头”作用，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带动内部循环的重要责任，以深度的内部关联为基础，构成一个功能体系、产业体系、流动体系相对完整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对其内涵的再认识与解读，有利于更全面地看待这一地区，更加深入地剖析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01

全球城市区域理论研究综述

1.1  国际研究

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20世纪全球化的产物，最早出自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他指出全球城市是一个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且并非一定就是首都。列斐伏尔对城市研究最大的贡献是从功能上重塑空间，开启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城市研究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的假说，强调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主要依靠大型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本进行控制，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主要集中和集聚的城市。他还提出著名的世界城市等级概念，对全球30个世界城市进行分级（图1）。20世纪90年代，萨斯基娅 · 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全球城市概念，强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资本的支配作用，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不同于弗里德曼以城市为单元，萨森将网络关系深化到企业层面，成为当前国内企业“总部—分支”关联分析的重要理论支撑。20世纪末，随着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强调网络化背景下的全球城市，提出由流空间（Space of Flow）和节点（Node/Hub）共同组成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概念。他还将全球城市的研究，从以金融为代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范畴扩大到其他服务行业，如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硅谷等。

图1  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Fig.1   The Hierarchy of World Cities of Friedmann

资料来源：《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加剧，单个城市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发有限，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强调协同一体化发展，以便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斯科特将全球城市的概念推广到区域，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强调城市体系中个体间的相互联系。泰勒（Taylor）运用定量模型的方式深化区域研究的技术方法，将“互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的定量研究方法引入城市与区域等分析领域，成为当前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即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历年城市排行榜的重要理论支撑。2006年，霍尔等人强调从功能链接出发，围绕欧洲八大巨型城市区域，提出全球城市区域不是形态上的区域连绵，而是关注城市间人流、经济流的关联度，强调巨型城市地区是多中心网络化的结构。

1.2  国内研究

国内对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引进到实证研究的阶段。概念研究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是依托全球城市形成的城镇地理空间，在特征认识上基本达成共识。即全球城市区域的四大共性特征包括中心城市的高等级性、内部联系的紧密性、所属国家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性及地理区位与软环境条件的优越性[8]。同时，国内研究大多以全球城市区域的边界界定为主，如于涛方通过对京津冀209个县、市、区的就业人口进行聚类分析，以期划定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的边界。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方法大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如李涛等人借鉴GaWC对全球城市生产服务业的研究方法，从人口集聚与服务支配能力角度，对比研究十大全球城市区域；曹湛等人剖析上海及其周边17市所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基于企业的分布与“总部——分支”关联，对地区内的功能特征进行阐述，总结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功能特征与规律。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区域协同的研究不断深化，从重点领域、治理体系等不同视角探讨区域发展规律，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对全球城市区域研究的不足。如胡彬提出，从区域协同治理的动因来看，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已经从局部性的地理边界扩张到强调功能驱动的一体化，再到整体性的区域协调。区域治理的重点就是要确保“中心——腹地”系统的整体性与竞争优势，在全球尺度上接入全球开放体系，在区域尺度上关注地方性特征。殷俊、邱鲁燕等人基于国家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提出区域协同应从创新出发，加强对要素流动及协同度的关注。但如何从区域整体性和联动性的视角对全球城市区域的特征进行定性分析与描述，并提出适当的引导建议，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

总的来看，全球城市的研究经历从“全球城市”到“全球城市区域”的演变。全球城市的研究相对系统，而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依然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全球城市区域研究仍停留在形态层面，强调空间的特征与规律，对内部或区域间多元维度的功能联系研究相对较少，缺乏系统性评价和研究方法；二是全球城市区域研究以单一对象或单一维度的研究为主，缺乏横向对比研究，由于全球城市区域的尺度规模偏大，受限于不同地区数据标准与来源差异，以及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对多个全球城市区域进行系统性对标研究，一直缺乏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与技术方法。

02

新时期全球城市区域的

价值与内涵解析

2.1  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趋势

既有理论对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更多是在一种相对理想和自由的全球环境中探讨区域的空间规律与功能组织。在此背景下，区域如何更全面地承载全球功能，重点是形成更连绵、要素上更集聚、功能上更有竞争力的区域。然而，在如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兴起的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环境面临新变化。

我国于2020年5月正式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将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与内需潜力，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空间将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国际循环仍然是“双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内循环的重要支撑，开放与合作仍然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导向。

2.2  “双循环”背景下全球城市区域的价值与内涵再解析 

过去的区域发展大多强调空间尺度，如都市圈、城市群等，全球城市区域作为以功能关联为主导的区域形态，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概念内涵。

一是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相对完整，是内循环的基本单元。作为一个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空间，在核心城市强有力的带动下，全球城市区域往往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各城市节点间也形成联系紧密、分工协作的关联网络。这种区域内各城市多种要素之间紧密的关联度，有利于推动国内大循环基本格局形成。

二是全球城市区域是由全球城市引领的城市区域，是参与外循环的重要单元。从整体上来看，其往往也是国际循环中的重要战略空间，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引领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单元。

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城市区域的构建既有利于推动高质量的国内循环主体格局的形成，也有利于发挥我国在国际循环格局中的战略价值。可以说，全球城市区域具有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的重要基础与条件。

2.3  新时期全球城市区域的逻辑框架构建

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认识与格局要求，笔者以整体性和关联性两大维度评估新时期的全球城市区域（图2）。

图2  全球城市区域评估的逻辑框架

Fig.2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global city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3.1 整体性

整体性是将全球城市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整体性评价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影响力，即地区整体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代表区域的总体竞争力；二是科技影响力，主要包括创新要素的集聚水平与科创、科教实力，代表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文化影响力，主要包括为区域文化的输出、文化知名度和文化品牌等，代表区域的文化品牌影响力与软实力；四是枢纽辐射力，主要包括与其他全球区域及地区之间的便捷联系与通达性，代表区域链接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新时期下，未来全球城市区域将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元，国内代表性的地区，除以上海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外，还包括京津冀、粤港澳和成渝等地区，初步形成以区域为单元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协作的格局。

2.3.2 关联性

关联性指全球城市区域内部各城市、各节点之间各类要素的关联与联系度，主要包括人群关联性与经济关联性两大部分。人群关联性指区域因不同的经济社会活动形成的人口流动。既包括日常通勤类人群工作活动的关联，也包括基于商务出行、休闲出行两种不同目的的人群活动关联。人群关联是衡量区域活力与内部功能组织的重要内容。经济关联性指各城市在区域经济活动中因不同类型的产业关系产生的关联。既包括产业之间的关联，如产业链的联系，也包括在创新活动中形成的关联，如专利合作等创新链的关联等。经济关联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力与模式的重要内容。

03

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

特征解读与研判

3.1  范围界定

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在各大权威机构的评价中排名已进入世界前列，且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上海周边，以太湖流域水网格局为脉络，经由近万年历史塑造形成的人文精神、血脉一体的生命共同体，在经济实力、科技创新等方面快速发展，与上海一起构建起密切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关联，在事实上构成上海全球城市区域。根据地理邻近、人口集聚、空间连绵三个维度的客观评价，本研究界定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舟山、湖州，共9个城市的市域范围，陆域总面积5.6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4.7万平方千米，2020年常住人口7742万人。基于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阐释，本文通过与国内外类似地区比较，评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在整体性、关联性两个维度上的特征，并提出推动区域能级提升的一些建议。

3.2  整体性：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

以人口能级接近、经济能级相似作为依据，选择英格兰、东海道、波士华以及国内的粤港澳大湾区等全球城市区域作为对标区域，综合评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与上述区域在经济、科技、文化影响力及枢纽辐射力等方面的差异。

英格兰、东海道、波士华等全球城市区域，分别以伦敦、东京、纽约等全球城市为核心，均已形成近10万平方千米的城市区域。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和粤港澳大湾区，面积都只有五六万平方千米，区域尺度更小，人口密度更高，人均产出与空间产出绩效相对接近（表1）。

表1  国内外主要全球城市区域的对比（2020年）

Tab.1 Comparison of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lobal city regions (20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2.1 经济影响力：生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实力突出

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在5.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GDP，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三，单位面积的产出超过英格兰，与东海道接近，仅以经济实力论，已经是一个比肩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集聚的高收入经济体。但这一强大的经济实力并非凭借上海的“一己之力”，事实上，上海的产出仅占30%，另外八个城市共占70%。长三角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这一区域的城市占据六席（上海、苏州、无锡、宁波、南通、常州）。

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来自区域内各城市的高水平生产服务与高端制造能力。生产服务业评价中，2015年仅有上海进入GaWC世界城市榜单；2019年，苏州、无锡、宁波均跻身其中，各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区域的国际影响力与波士华、东海道地区相当。在高端制造方面，研究以全球知名榜单为依据，对生物医药、高端智能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航空航天、绿色化工、汽车制造七个领域的全球顶级企业（前30名）进行布局分析，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共承载301个高端制造企业总部及重要制造基地，制造能力的强大毋庸置疑。

可以说，借助全球化的契机，引入优质外资发展经济的路径，成就了区域的高速增长。但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外资企业在关键制造领域占据主导的局面，难以支撑区域自主创新的发展，先进制造业在沪宁廊道高度集聚的布局，与上文所述的英格兰全球城市区域等全域范围自主、均衡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如何引导制造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独立自主地进行迭代升级，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仍需要区域共同努力与思考。

3.2.2 科技影响力：基础科研与转化能力仍需提升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开路先锋中的核心，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基础科研要素在国内有明显优势。根据国家各类公开数据，2020年区域内拥有国家大科学装置6处、国家重点实验室45处、双一流高校17所、双一流学科61个、高等院校149所，以及各类科研机构7600余家。

但相比英格兰、东海道、波士华等对标地区，上海全球城市区域整体的科技实力仍有待提升，尤其是基础科研能力短板明显，QS世界大学数量仅有8所，上述地区则分别有64、27、43所。此外，创新转化数量总体偏低，在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方面仍存在差距。2020年，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授权专利仅36.0万件、高新技术企业4.3万家，均明显低于粤港澳大湾区9市拥有的63.3万件、5.5万家的水平。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要素对区域发展的整体带动力，将创新要素转化为创新成果与产出，最大限度地优化生产力布局，是区域需要关注的重要命题。

3.2.3 文化影响力：文化价值输出尚未充分展现

自宋代以来，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即在政治中心、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中，成为中国文脉昌盛、人才辈出的区域，从吴越文化到淮扬文化，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但地区文化影响力方面仍显弱势，2019年ICCA国际会议组织数量仅为82场，与英格兰地区的313场、东海道地区的269场等相比，存在较大的能级差距。生态宜居方面，在美世（Mercer）的宜居城市排名中，东海道的神户、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均榜上有名，而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仅上海上榜，其余城市的软实力竞争力较弱，是高素质人才引入的明显阻碍。就地区文化品牌和文化价值输出而言，全球领先的英格兰地区，2017年，仅创意行业产值就高达1000亿英镑（约8700亿元人民币），对英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约为14.6%。尤其是核心城市伦敦，对区域的文化带动作用突出，是全世界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数量最多的城市，集聚了英格兰47%的演出与43%的演出场馆。可见，作为核心城市，上海还应进一步提升人文影响力，真正实现“人文之城”的目标，为区域的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人才，为区域高端服务提供支撑力量。

3.2.4  枢纽辐射力：港航运输规模世界领先

航空运输方面，2019年，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航空旅客吞吐量1.5亿人次，航空货邮吞吐量438.5万吨，运输能力相当可观，但从国际上航空发展规律来看，仍有提升空间。目前，区域内共有7座机场，每万平方千米1.3个，机场群密度偏低，低于英格兰和波士华每万平方千米2.0~2.3个的水平；其中，1千万~3千万旅客吞吐量的机场数量明显不足，上海两机场集中了超过82%的区域航空旅客吞吐量和93%的货邮吞吐量，运力结构极化、机场分工协作的问题均需解决。

港口运输方面，2020年，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吞吐量31.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8334万标箱。对比世界先进港口群，虽然区域内港口群在货运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货运附加值和港群内部协作关系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上海港作为龙头港，对港口群发展的统筹和引领作用有限，并存在港口群之间缺乏分工，竞争大于合作的问题。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长江沿岸港口群之间的经济腹地重叠，发展方向趋同，导致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现象滋生。上海港正处于由“拼箱量”到“拼服务”的转型阶段，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有待升级。

铁路运输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的推动下，高铁网络的快速构建，推动了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交通出行的持续旺盛增长，日均产生590万跨市交通联系量，近沪城市间的交往极为密切。但服务跨区、城际出行的轨道线网总里程为2070km，相比东京首都圈4260km里程，差距仍然较大。既有轨道枢纽与城市空间的耦合不足，重要的节点地区没有枢纽进入，难以直连直通。因此，在轨道系统建设中，应重点补齐城际、市域（郊）铁路的短板，提高运营组织效率，加强对既有普通铁路的再利用，并提升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能力。

综上所述，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在高端生产服务能力方面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枢纽链接能力领先；但在高端装备制造、内生创新集群、文化实力、生态宜居品质等方面，仍与国际一流水平有较大差距。从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经验看，这些功能的提升恰恰需要区域内各城市共同参与、共同发力，从而共同实现高水平发展（表2）。

表2  全球城市区域多维度比较

Tab.2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of global city region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GaWC、Fortune500、QS世界大学、ICCA、Mercer及地方政府官网整理

3.3  关联性：内部紧密联系、协作分工的共同体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替中，上海全球城市区域走过农业文明、商贸文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后期等多个阶段，发展重心从环太湖到运河沿线、长江沿岸，再到沿海地区，区域核心城市不断变化，逐步形成如今竞合发展的多中心格局。因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与东京首都圈等单中心都市圈不同，呈现出多中心联系的特征，如沪苏、苏锡等城市之间的联系都呈现出近域通勤的规律。此外，产业、创新的关联性也反映出其高频率、多方向的特性。

3.3.1 人群关联性：并非典型的通勤关联，商务与休闲出行关联强

按照国际经验，对都市圈等全球城市区域的界定通常依据通勤联系强度确定。一般来说，从都市圈的周边城市到中心城市，总体就业人口比例往往达到5%以上。按此标准，东京都市圈周边形成以东京都为核心的80km紧密通勤圈。然而，上海新城地区及周边城市到上海市区的通勤率仅为1%左右，真正意义上的通勤范围约为50km，即基本集中在上海市域内，跨市通勤并不明显。而在上海之外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非常频繁，无锡——常州、无锡——苏州、宁波——舟山等地均存在30km左右的通勤圈。因此，从这一维度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紧密通勤圈”，而是呈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特征，这与数千年来不断变化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也是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独特之处。

尽管如此，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各城市之间的功能往来却十分密切。根据相关的大数据统计，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平均日常商务出行规模是跨市通勤的1.6倍左右，1个月内商务人群占总出行人群（含通勤人群）的比重高达40%。其中，商务出行最频繁的人群集中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地区，这些城市的就业人口呈现平均每周一次商务出行的频次规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的商务出行联系密切，反映出区域内密切的商务往来与产业关联，是高度经济一体化地区的表现 （图3）。

图3 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各城市间的通勤关联量

Fig.3  Volume of commuting flows between cities within the Shanghai global city region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结果作者自绘

此外，各城市间的休闲联系也十分密切。以2018年国庆黄金周为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各城市间的跨市流动人口规模平均每天约130万人，相当于区域日常工作日期间每天的跨市通勤规模。在空间上形成以湖州、无锡等生态环境特色突出地区为核心的休闲圈。

3.3.2 经济关联性：创新链横向合作主导，产业链规模集群

经济关联性数据的获取主要基于企业工商注册数据等渠道，考虑到数据口径的统一性与可对比性，本研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9市（简称“粤9市”）作为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对标区域，重点关注两地在创新链、产业链两个维度的差异。

（1）创新链：横向合作与竖向分工的比较

以城市跨企业联合申请的专利来衡量产业创新的模式，可以发现，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各城市间的联动与粤9市间的联动有明显差别。从专利总数来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累计专利授权数量约288.6万条，与粤9市的237.6万条相比，略胜一筹。但从跨城市或跨行业的合作专利数量来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合作专利数量约6.1万条，粤9市的合作专利数量则有约9.3万条。区域的创新合作方面，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略弱于粤9市。但从结构上看，区域内各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分类相对均衡，以上海为例，“制造——制造”“制造—服务”“服务——服务”的专利合作数量占比基本相当，苏州、无锡也基本如此，各城市功能都相对综合而均衡，体现为横向协作。而粤9市则明显表现为纵向分工格局。其中，深圳以“制造——制造”的企业专利合作为主，制造业的合作创新占绝对优势；广州以“服务——服务”的企业专利合作为主，服务创新占明显主导地位；佛山以“服务—制造”的联合创新为主，呈现明显的转化创新导向。

由此可见，粤9市的城市差异和分工明显，而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内各城市的产业与创新体系相对完善，功能相对综合，彼此相互需要，但分工并不明显，以横向联动的创新关联为主要特征。从分工理论的价值导向来看，这一特征确实存在效率未能充分发挥的问题，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正是区域内多个城市能不断突破自我、走出各自特色创新模式的基础。如苏州以园区经济为载体，通过“自主+可控”的研发培育，目前已拥有11个国家级、省级高新区，以及31家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宁波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智能化创新升级产业等。在不同的创新模式推动下，区域内以企业为主体，初步呈现以上海为创新孵化源头，江苏、浙江两地城市为“技术转化—中试生产—规模量产”的创新链模式。因此，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更应关注各城市自身的特色，进一步降低政策壁垒，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创新合作成本（图4）。

图4  各城市跨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网络图（左）与区域内部分企业产业创新链布局图（右）

Fig.4   Network diagram of cross-enterprise joint patent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cities (left)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chain layout diagram (right)

资料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2年)

（2） 产业链：规模集群与协作集群的比较

区域的制造业总体呈现独立规模集群的特点，即规模总量大但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相对不足，这与粤9市的纵向分工关联的协作集群特点有明显的差异。根据产品森林（Product Space）理论，对这一地区分行业企业的生产关联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全部192个产业门类中，各城市间产生关联的产业门类共115个。其中，关联度小于0.1的弱关联占64%，可见其制造产业集群以交织重叠的弱相关为主，强关联的跨市协作产业链并不明显。相比之下，粤9市可统计的关联产业门类为145个，关联度大于0.4的强关联产业占比为62%，形成多个跨市联动的产业集群（图5）。

图5  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左）与粤港澳大湾区9市（右）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Fig.5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luster of Shanghai global city region (left) and nine cit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ight) 

资料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2年）

围绕世界级高端制造集群体系的建设，区域各城市应有针对性地对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带动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进行引导，从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等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提升自主制造的水平，联合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完备的区域产业链。

整体而言，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作为国家面向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空间，可以媲美英格兰、东海道、波士华等国际先进城市区域。从整体性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的综合实力强劲，在高端生产服务和枢纽贸易等方面优势突出，但在文化与科创等软实力方面仍存在短板；从关联性看，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具有特殊性，区域内要素流动门槛低，各城市间形成相对均衡结构，与粤9市明显的城市间差异化分工格局不同。

04

结论与讨论

全球城市区域是以全球城市为引领的地域空间单元，是全球城市继续深化演化的共同走向。从整体性上，它以连续的城镇地域连绵片区为主要形态，兼具地理邻近性、人口集聚性和空间的连绵性等特征；从关联性上，区域内的各城市节点之间的人口、经济等多元要素往来极其密切，产业链与供应链相对成熟完整，使其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

本文以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为例，尝试从整体性和关联性视角构建全球城市区域的评价与解析框架，对上海全球城市区域进行详细解析。整体性上，围绕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枢纽辐射力四大维度，聚焦上海全球城市区域作为整体共同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关联性上，构建通勤圈、商务圈、休闲圈为基础的人口关联，以及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为基础的经济关联网络评价框架，反映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与协作分工组织。

随着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全球城市区域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内涵也将不断迭代演变。整体性关注全球的综合实力，重心从经济规模主导向科技、文化、枢纽等多元控制力联动不断演变；关联性关注节点之间的紧密协作价值，重心演变上，人的关联上从传统的通勤往来向商务休闲联系演变，经济关联从产业链向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多链协作演变。同时，随着城市之间要素关联形式不断丰富，以及城市个性特点的差别，每个全球城市区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将呈现不一样的个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分析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