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逐步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村振兴列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1—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围绕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与任务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再一次明确乡村振兴是我国长期实施的重要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镇”“乡村振兴示范村”等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近年来，我国开始关注片区内村镇的统筹发展，探索在乡村规划上突破行政管理边界，开展以地域、产业、文化关系为纽带的连片型乡村规划。 

当前，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广东省等地区，已成为整合乡村零散资源、推动乡村连片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的乡村振兴重要抓手。“乡村振兴示范带”概念首次由温州市提出。2018年，温州市提出高标准打造100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同年，成都市提出打造乡村振兴示范走廊，实现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连片策动。2021年，浙江省提出推进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建设100条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带。从2019年开始，广东省佛山市、清远市等地陆续提出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2022年，广东省对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在省内大规模推进示范带建设，并明确乡村振兴示范带是“以中心村为节点、圩镇为枢纽，多镇连片、整县整镇或跨县连镇整体推进”的“乡村振兴综合体”。总体来看，虽然各地对“乡村振兴示范带”的表述略有差别，但本质上均是以村、镇为节点，以“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为目标的连片型乡村振兴规划。

当前，学者对乡村振兴示范带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尺度下的空间格局、配套设施统筹与产业统筹发展方面。例如，周逸影等以成都市乡村振兴示范走廊为例，重点研究示范带的廊道空间模型构建；刘斯捷以中山乡村示范带规划为例，探讨乡村在风貌、文化、生态、产业等方面的一体化协同。此外，“多村联动”发展模式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陆琦、钟梦琪、刘斯捷等通过在梅州、广州、中山等地的实践，总结出多个村庄应当进行跨区域联动并利用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乡村产业链的研究共识。然而，对于乡村振兴示范带内、外部竞争与协同关系，如何使村镇在产业发展、资源利用、营销宣传、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多方联动，以及此类连片型乡村振兴建设在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界缺少相关研究。本文以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乡村振兴示范带的规划实践为例，立足当前乡村振兴示范带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振兴视角，从乡村三产联动、乡村同质资源多元化、策划宣传与政府管理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思路，并针对实践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

2.1  乡村产业的分散与同质化

资源散而不精，村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多数乡村地区的现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渐崛起的强镇、强村对落后村庄的劳动力和资金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使得落后村庄中人口流失、土地荒置、资源荒废的情况愈发严重。经济收入的减少，使得村庄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得不到保障，荒置的资源更难以得到发展，由此陷入“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中心村为节点，由于中心村本身具有发展优势，各地为保障短期内快速产生建设成效和高效利用资金，会优先将有限的资金和政策向具有良好发展基础与潜力的中心村倾斜。然而，乡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其资源和经济的流动范围较为有限，相邻片区的乡村资源通常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对于资源要素流动封闭的欠发达乡村地区，仅依靠其内生性调节，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有效提升。当中心村得到资源倾斜与重点投入后，其所获得的良好效益容易引发相近村庄的盲目模仿。周边与中心村拥有同类资源但竞争力不足的村庄，容易盲目走上同质化竞争道路，反而失去挖掘自身特质的机会，导致协作不成，发展无力。此外，当前乡村产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相对松散，各产业间并未建立良好的协同发展机制。各个村庄中不同类型的产业如何进行有效协同，在发展中相互促进，是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2  乡村优质资源的宣传短缺

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热度逐渐上升，传统的乡村农业在逐渐拓展出农副产品加工与农产品线上销售的新型产业模式。要想在众多乡村旅游和农产品中脱颖而出，必须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建立独特的乡村品牌，打响知名度。然而，乡村农产品和旅游产品的推广与宣传难度较大。乡村品牌的建立是一个长周期、多主体参与的漫长过程，需要前期大量人力与物力的投入，并通过各类渠道进行渗透推广，才能实现品牌化对乡村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和人力资源、宣传渠道都较为匮乏的村庄而言，如何通过有限的投入将自身的优质资源进行推广，如何借助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拓展市场与客户群体，是乡村振兴亟待探讨的难题。

2.3  乡村跨区域行政协作困难

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往往由多个村镇的村集体、政府机构、帮扶机构等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示范带的跨区域属性，致使行政区之间需要产生横向的交流协作，而我国行政权力条块式的分割方式使得跨行政区的合作较为困难。各地政府的发展思路、需求重点与管理执行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因示范带的跨区域属性涉及双方或多方的科层组织，各方政策绩效容易受到影响。各地积极争取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资源，各村、镇管理机构容易出现冲突，加之基层政府人员专业背景存在局限性，导致区域协作不积极，村镇之间的协同发展难以推进。因此，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与协调机制，统一发展目标形成合力，是连片型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涉及多个村庄的联动。在多村联动的发展中，产业联动是经济基础，村民是联动的主体。“乡村振兴示范带”以乡村协同为目标，通过联合地域空间上相近的村庄，打破行政管辖权限的壁垒，统一关联各村的发展目标，在更大的范围内统筹各村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协调人力与资金等资源的投入，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分配与互补支撑、产业发展的共谋合作，以及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因此，在规划策略上，需要综合考虑乡村之间的产业协作、乡村整体品牌的宣传打造、各级组织机构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等各方面的联动，共同推进连片型乡村振兴的建设。

3.1  产业联动与多元化的运用

各类经济产业之间普遍存在联系性、互补性与共生性。因此，乡村经济的多元化融合发展有助于增强乡村的经济活力，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振兴。在乡村集群化发展与镇域乡村统筹的背景下，产业发展当以“多元融合”为目标。

一方面，通过有效整合利用资源，形成规模优势与产业聚集效益，打造乡村优势产业。例如，在广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经验中，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促进特色产业与文化旅游、休闲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是广泛运用的策略；在广州市花都区的实践中，学者提出整合当地的生态与文化资源，扩大乡村旅游规模，丰富乡村旅游类型，规划不同村庄负责不同的旅游类型及配套服务，形成乡村旅游产业的规模集聚发展；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江画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中，义合镇义合村坚持“三产融合”原则，依托本地灵芝产业园建立“灵芝小院”民宿，节假日期间实现日接待游客200多人，并带动灵芝等农副产品销售。

另一方面，乡村应当因地制宜地实施错位发展，通过不同层次的差异化产业，赋予各村独特的价值，激活村庄的内生动力。同时，以优势产业为基础，延伸产业链上、下游，通过“三产融合”构建完整的乡村产业链，形成互补、互促的协同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村优势，让“强者”和“弱者”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例如，在中山市环五桂山“香山古韵”示范带的实践中，规划提出错位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村镇发展格局，并根据村庄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多种类型的村庄，允许多类乡村产业并存；广东省河源市东江画廊乡村振兴示范带依托东江沿线资源，打造涵盖研学旅游、度假康养、文化体验、露营郊游等多元业态的乡村节点，引导村庄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

3.2  乡村地域品牌的联合打造

“以强带弱”的“抱团发展”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乡村品牌的建设也可以采用“抱团”模式，结合村庄地域特色与邻近知名地区联合打造。通过设计旅游主题线路与品牌标识等方式，让两者在物理空间和对外宣传上产生联系。通过联合宣传推广，有效节约资源的投入，借助知名地区为其他片区引流，进一步增加曝光度与吸引力。例如，在广东省中山市环五桂山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实践中，规划以岐澳古道为纽带，形成“村间带状+村内网状”的古道文化载体，将各类文化资源点进行串联打造，实现村落特色文化的深度“绑定”与整体宣传；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芳村和新昌两个乡镇，通过串联两地的资源要素，联合打造“早上好”品牌，衍生出“早上好”系列农产品与研学旅游产品，品牌知名度打响，游客流量与农产品销售额得到大幅提升；广州市花都区“花样年华”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设计“花样年华”标识，统一示范带沿线标牌设置，打造示范带品牌形象。

3.3  上级机构的规划统筹介入

跨行政区的乡村规划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共治，需要协调各主体的权责和规划计划。多方规划需要上级行政组织进行统筹，在做好衔接的同时，充分利用各方带来的资源，共同推动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形成贯穿式规划，将规划策略逐步落实到具体的建设方案与行动计划中。例如，四川省丹巴县的乡村规划融合涉及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多个专项规划，以及镇、村级规划。丹巴县以乡镇级片区为单元，设置县级专班进行统筹，同时由12个部门牵头负责编制片区级专项规划，加强其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横向协同，以及与重点项目的衔接。此外，将乡镇级与村级规划实行纵向一体化编制，减少规划传导层级，内容深度直达村级规划，充分指导乡村建设的落地实施。

结合以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与发展思路，笔者在汕头市澄海区东里樟林—莲华“潮侨”乡村振兴示范带（简称“东里—莲华示范带”）中开展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如今，示范带内的零散资源得到整合，产业内生动力增强。振兴项目陆续投入建设，农旅融合示范基地、共享农庄、研学营地等陆续建成，并接待了大量研学游客；山水翠环绿道等旅游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吸引部分投资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乡村振兴建设初见成效。

4.1  示范带基本情况

东里—莲华示范带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北部，范围涉及莲华与东里两镇的17个行政村。

示范带内农林、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两镇产业发展差距较大。示范带莲华段城镇化率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以零星的水果种植和研学旅游业为主，旅游配套设施与消费场景不足，旅游业难以实现消费转化。示范带东里段城镇化率较高，经济基础较好，林檎种植历史悠久，农业价值高但产业模式单一；东里樟林古港是汕头研学与文化旅游的热门地点，但开发模式单一，配套设施不足；玩具龙头企业入驻东里，带动玩具制造业发展，但缺乏产业联动，未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两镇在资源开发能力上差距较大，各类产业的发展关联性较弱，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资源的价值转化有待提升。

两镇的主导产业在区域层面与示范带内部均存在同质化竞争。在区域层面，东里—莲华示范带的文化知名度不如周边的潮州古城，生态资源不如邻近的南澳岛，资源本底优势不明显。在示范带内，两镇均有文旅研学与优稀水果产业基础，发展模式趋同，目标市场与客群存在重叠，资金和人才更容易向资源本底和建设基础都更好的东里镇倾斜。再者，由于两镇存在明显的“强弱差异”，东里镇对莲华镇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莲华镇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人口中多数在东里镇务工但居住在莲华，呈现“离土不离乡”的情况。

优质资源知名度低，缺乏宣传路径与亮点。东里—莲华示范带内的景点知名度大多局限于本地或汕头、潮州、揭阳地区，缺乏具有吸引力的亮点内容与宣传路径。以示范带内最为知名的樟林古港为例，根据2023年下半年“抖音/今日头条”平台“樟林古港”的网络关键词搜索综合分析，樟林古港的关注群体主要为潮汕地区50岁以上的老龄用户。樟林古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度较为有限，在具有消费力的年轻群体中关注度不高。

多主体权责混杂，多规划并行亟待统筹。东里—莲华示范带虽横跨两镇，但因涉及深圳市对口帮扶，以及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参与东里—莲华示范带建设规划的主体扩展到深圳市级、汕头市级与澄海区级的多个组织机构。各方机构在片区内分别开展了分片区的乡村振兴规划、概念设计等多类规划方案的编制。复杂的参与主体与多类型的规划，在振兴项目与行动计划上容易产生冲突或重复性工作，亟须进行统筹协调。

4.2  乡村振兴实践

4.2.1以研学为契机，整合三次产业资源联动发展

基于两镇的研学产业基础与优势资源，规划提出推动三次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文旅研学产业亮点的目标。通过发展多元化的文旅研学产业，延长第一、第二产业的产业链，带动农业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图1）。

图1  三次产业联动模式

Fig.1  The linkage model of three indust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一是做强农业产业基础，有效保障乡村的基本经济收入。通过引入现代化技术，改进优势产品种植技术，提高特色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特优农产品申报“三品一标”“一村一品”等认证，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并拓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促进农业品牌化发展；将未发包土地进行统筹规划，同时大力提高土地流转率，引入专业公司运营统筹，实现农业集约化发展。

二是以龙头企业推进产业联动，促进乡村工业升级。结合乡村工业基底，拓展农产品加工、文创产品加工、研学用品制造等业务领域；延伸产业链并完善三次产业联动，拓展农业研学、玩具智造研学等新研学资源，通过研学用品需求增加，刺激工业发展，为研学产业提供消费品保障，与工业发展实现双向支撑。

三是打造亮点产业，形成多元化研学产业集群。依托潮侨文化与红色文化，以及农业、玩具等新研学资源，结合东里镇与莲华镇的资源本底差异，打造游学与营地式结合的多元文化研学旅游产业，形成三大研学产业集群（图2）；联动周边隆都镇前美村的研学资源，构建精品研学线路，借助前美村的知名度，进一步拉动示范带内的研学产业发展。

图2  三大研学产业集群及区域研学路线示意[审图号：GS（2025）1508号，底图无修改]

Fig.2 Three major research and study industry clusters and regional study tour rout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2.2 打造宣传亮点，善用资源扩大知名度

规划梳理了东里—莲华示范带沿线的步行道与水系，构建乡村振兴慢行绿道网络，串联各片区的亮点资源与重点项目（图3）；结合多样化资源空间布局，定制示范带游览展示主题线路，加强示范带整体的协同性，以整体形象进行宣传。

图3  示范带慢行绿道网络及重点项目分布示意[审图号：GS（2025）1508号，底图无修改]

Fig.3  Distribution of slow-moving greenways and important projects in the demonstration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基于樟林古港、隆城古村与前美古村共有的潮侨文化底蕴，以文化为线串联三大片区，打造特色潮侨文化之旅游线，借助前美古村与樟林古港的知名度，为隆城古村引流，做强潮侨文化宣传；结合农业产业与农旅项目，打造乡野田园之旅；沿莲花山脚下绿道，串联研学营地与温泉度假村等，打造研学休闲之旅。三大主题游线在空间上串联成环（图4），结合路段情况设置适宜的步行道、骑行道、车行道，为游客提供多种游览方式，形成具有特色的旅游线路。同时，借助深圳市对口帮扶资源，扩大其在深圳市及周边地区的知名度，将知名度扩散到汕潮揭都市圈以外，利用潮汕地区的文化资源差异，吸引广州、深圳片区更多具有消费力的群体。

图4  示范带三大主题游线分布示意[审图号：GS（2025）1508号，底图无修改]

Fig.4  Distribution of three themed tour routes in the demonstration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此外，通过设计示范带独特的标识系统来美化乡村风貌，加强示范带整体的品牌化特征，提供宣传亮点。以乡村振兴示范带莲华镇、东里镇的特色景观和文化资源—莲花山及红头船的抽象图案，作为标识设计的主要元素，设计具有两镇特色的统一标识系统，结合不同路段特征，设计慢行道标识系统、入口指引系统等（图5）。

图5  东里—莲华示范带特色标识系统

Fig.5 Tag system of Dongli-Lianhua demonstration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2.3 市级机构统筹，贯穿式规划保障实施

示范带规划涉及跨区域行政管理、规划协调、资金协调等多个方面。东里—莲华乡村振兴示范带规划的行政统筹交予澄海区级行政单位，由区政府与区农业局统筹。与此同时，深圳市对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与莲华镇驻镇帮扶工作队，也作为重要的协作单位，参与示范带规划的指导工作。区级行政单位能够有效调配示范带内的资源，促进两镇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区政府作为协调机构，协助向上对接由汕头市政府统筹的樟林古港活化计划。

在规划与资金协调层面，示范带规划前期先行吸纳了已有的重点内容与建设项目，并与同期开展编制的其他规划进行充分协调。此外，设计机构与深圳市对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莲华镇驻镇帮扶工作队紧密联系，利用工作队长期驻扎基层，对当地现状有更深入了解的优势，完善规划思路与项目计划，并将规划转化为驻镇帮镇扶村计划，利用帮扶资金，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团队以伴随式的全流程服务，动态地调整项目计划，并通过详细的分期建设振兴项目清单，明确振兴项目的空间位置、建设内容、建设时序、资金来源等，同时参与社会资本的招商活动对接与规划建设指引工作，有效保障项目落地（图6）。

图6  东里—莲华示范带规划工作模式示意

Fig.6 Planning work model of Dongli-Lianhua demonstration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5.1  项目实施的问题反思

虽然东里—莲华示范带在后续规划实施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反映出许多阻碍乡村振兴建设落地的问题。

一是农村集体用地的收储较为困难。示范带莲华段内拥有大片资源较好的园地，可用于优稀水果的规模化发展。然而，大片土地已被村集体划分成小块出租，而承包租赁合同的期限通常在数十年以上，短期内难以收回。剩余未发包土地分布零散，难以引入专业公司进行规模化开发。

二是乡村工业腾退难度大。五金加工、纸板加工等低端乡村工业在东里—莲华示范带内分布广泛，示范带规划将莲华镇新楼村内的乡村工业腾退，利用其优质农林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然而，乡村工厂缴纳的租金是当前新楼村村集体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旅游开发前期投入需要时间和资金，短期内无法实现良好的资金回报。因此，村集体腾退工厂，发展旅游的意愿较差，实际工作推进困难。

三是现有村企合作模式较为单一，村民利益难以保障。当前，示范带内村集体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多为简单的土地租赁或农产品收购，村民获得的利润微薄，缺少话语权与定价权。同时，在部分落后地区，社会资本的开发行为难以得到监管，存在资本方肆意破坏乡村生态等问题。

四是联动研学线路涉及第三乡镇，合作主体更为复杂。当前，前美村与示范带内的东里镇樟林古港已经形成一条中小学研学旅游线路，具有一定的联动发展基础。但前美村隶属澄海区隆都镇，未包含在东里—莲华示范带内，景区的联动打造存在一定困难。此外，前美古村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其管理运营模式相对成熟，而示范带内樟林古港和隆城古村的管理运营尚处于起步阶段。

五是基层缺乏专业能力与乡村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人才。乡村振兴规划意图与重点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基层人员的协助。当前，乡村基层人员的规划专业知识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可能导致其在向村民传达规划意图、执行具体工作的过程中造成偏差，带来沟通不畅、项目推进缓慢等问题。与此同时，乡村人才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不高，缺乏专业人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导致人才资源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5.2  策略建议

5.2.1 采用“收储—开发”循环的滚动开发模式

通过评估可利用零散用地的分布情况、土地资源的优劣、已租赁土地的剩余期限和土地的收储难度等问题，划出意向收储的土地范围，采用分期收储、分期开发的模式，优先开发可利用的零散用地，通过良好的开发效果作出示范，加强合作的意愿。剩余土地与原承租方进一步沟通合作模式，实现逐步收储、统一管理的目的。

5.2.2 从低成本开发入手，逐步腾退乡村工业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农民经营乡村民宿、农家乐等特色乡村旅游，并将乡村休闲旅游项目纳入科普基地与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范围。因此，对于计划发展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的地区，可优先选择离工厂较远、环境资源较好的地块，开发农家乐、亲子农业等前期投入成本较低且收益回报较快的乡村旅游项目，为村集体拓展新的收益来源；对工厂的污染风险、噪声污染程度和腾退难度等方面进行评估，逐步腾退乡村工业。

5.2.3 引入多种经营模式，发挥村民自治能力

引入多种经营模式，由政府统筹监管，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并通过收益分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村民收入，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政—村—企”合作模式。例如，构建以村集体为主体的土地流转平台，成立村委股份合作社，并由理事会和监事会进行管理；开启流转自种与企业转租结合的经营模式；引入按股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由政府监管并给予一定的财政奖补。例如，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悠游北山”美丽乡村共同富裕带，便是通过建立“村集体+国企+招商运营公司+产业运营联盟+农户”的共富模式，实现集体经济的壮大。

加强组织振兴，建立“1+5N”的村民自治组织。“1”是指村党支部、村委会统筹领导、决策全村事务；“5N”是指专业合作社、村民议事会、村民协调会、村民协会、监督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在加强相关部门监管的同时，发挥村民自治力量，对企业的开发建设行为进行监管，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政府和监管机构，及时制止生态破坏行为，督促其恢复生态。

5.2.4 上级政府主导治理，构建利益分配机制

一方面，以澄海区政府为主体进行统筹，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构建合作与利益分配机制，推动两地潮侨旅游资源的集群化发展。由区政府主导，与行业协会、两镇的政府机构与相关管理部门共建景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实现区域旅游资源一体化、管理一盘棋。另一方面，以文化为链接，打造潮侨文化综合景区。通过推出景区联票，配套旅游接驳车，联合打造潮侨文化主题活动等措施，构建多元互动的旅游路线，强化潮侨文化影响力，实现旅游配套资源共享、收益共享与文化共荣。例如，浙江省杭州市大慈岩镇、金华市诸葛镇与衢州市横山镇通过联合发展特色风貌旅游，举办“古村+荷田”特色文旅活动，推行三地核心景区联票制，实现2023年上半年三地游客旅游人次与旅游收入的倍数增长。

5.2.5 培养在地化人才，推动城乡人才流动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创新发展的动力。乡村本土人才的培养是人才振兴的基石，要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带动作用，加强村干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培养。同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文化与技能培训，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建设。本次规划后期，设计单位通过座谈会、宣讲会等方式，多次进驻村庄，为镇村干部开展乡村振兴培训，解读规划内容，提升基层干部的规划专业素养。此外，城乡融合不只是要素的单向流动，更是各类资源的双向流动。城市人才的引进能够促进城乡交流，缩小城乡差距。以规划为统筹，明确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采取结对帮扶、技术入股、福利补贴政策等方式，吸引城市人才、新乡贤、海外华侨等投身乡村建设，健全体制环境，建立“引人—育人—留人”的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高质量人才保障。

乡村振兴示范带联动发展的核心是突破行政管理边界，让片区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实现资源整合、协同发展、以强带弱、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以澄海区东里—莲华乡村振兴示范带规划为例，针对乡村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乡村资源宣传度低、跨区域行政管理困难等问题，结合当前连片型乡村振兴的研究经验，提出以产业联动与资源多元化发展、乡村宣传策划与跨区域行政统筹为抓手的乡村振兴思路并开展实践。然而，乡村振兴建设的落地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笔者陆续发现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土地收储、产业转型、乡村合作机制、旅游联动发展、人才培养等困难，进一步提出土地滚动开发，优先投入低成本、快回报项目，引入新型乡村合作模式，创新景区联合管理模式，培育在地化人才，引进城市人才等策略建议。

乡村振兴工作任重而道远，在“五大振兴”之外，乡村振兴面临更多挑战。未来新兴科技的进步与社会产业的变革，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的动力，也将深刻改变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治理模式。因此，乡村振兴对乡村基础设施、人才资源、资金投入与统筹管理机制等方面将提出更高要求，对农村基础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减少。如何抓住科技革命为乡村发展带来的机遇，应对科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此外，乡村建设的资金渠道拓展、产业经营模式、利益联结机制等内容，也是乡村内生动力生成、构建自身可持续发展机制的重要因素，值得未来开展进一步研究。

面对我国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多元的文化背景与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乡村地区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汲取经验，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本文提出的振兴思路难免具有地域和背景的局限性，期望能为后续有相似问题的连片型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