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不应只体现在经济提升上，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将改善民生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关注居民生活质量，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根本目的。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促进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让民众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长江经济带包括我国南方的11个省、市，跨越东、中、西三大地带，涵盖三大城市群，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9766亿元，占全国GDP的46.3%，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其内部也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基于此，探讨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因素，有利于厘清长江经济带省域之间的关系，促进共同富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地理学者在区域经济的格局、过程、特征、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聚焦空间溢出、协同网络、时空格局等。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较早，学者分别从省域、城市群、县域等空间尺度出发，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层次路径分析、基于模糊集定性的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围绕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空间分异格局等展开讨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关于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分别从经济自由、可持续发展、收入不平等等观点入手，了解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经济水平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升呈正相关关系，也有研究证明，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不随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尽管学界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关于两者协调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或集中于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单向影响，或简单停留在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上，未能深入探讨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其次，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协调发展受哪些因素制约，目前的研究鲜有讨论。

在此背景下，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再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其驱动因素，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良性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1  耦合机理

耦合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物理学中，反映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耦合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系统，在多种交互作用的影响下，最终结合在一起的动态关联形式。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要从整体去研究系统的各个部分、结构、组织、功能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最优目标。

从经济水平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看，经济发展是生活质量提升的先决条件，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充足的就业机会及更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居民消费能力明显上升，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升；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变革与技术进步，居民享受到更加便利与高品质的服务，同时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相融相通，居民的生活质量从各个维度得到提升。

从生活质量对经济水平的影响看，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居民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精神文化的感知需求也逐渐提升，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将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倒逼经济系统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的提升会增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刺激生活消费，释放内需潜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原理，将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作为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探讨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程度，有效识别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进经济水平发展与生活质量提升同频共振，实现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

1.2  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

运用熵值法测算各个指标的权重。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往往用来描述不确定事件的随机性和信息量出现的大小。信息量越多，其熵越低，权重就越高；信息量越少，其熵越大，权重就越低。熵值法计算过程如下：假设有k个指标，m个对象，X_ij表示第i个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值。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量纲不一致，指标需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接着计算指标权重：

式中，Pij 表示第j个指标下第i个年份指标比例；m表示省、市的个数；e_j 表示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W_j 表示第j个指标的权重；k表示指标的数量。根据权重，计算综合评价值：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利用耦合度函数测度两个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研究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两个子系统，将耦合度模型变形为二维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表示经济水平子系统综合值；L表示生活质量子系统综合值；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C的分布区间为0≤C≤1。C越大，表明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状态越好；反之，表明子系统耦合状态失调。

耦合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同步性，但很难反映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总体协调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在C值的基础上，采用以下模型计算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耦合协调度：

式中，D表示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C 表示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T表示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的整体发展水平；a和b为待定系数，一般取值为0.5。

（1）耦合度等级

根据已有研究，将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C分为四个阶段（表1）。

表1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耦合协调度等级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将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D按照4个大类、10个小类来划分等级（表2）。

表2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发展区域划分

根据2010年、2015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的测算结果，并参考相关研究结论，将发展区域划分为五大类：高和谐发展区域（0.8﹤C﹤1，0.8﹤D﹤1）、中高和谐发展区域（0.8﹤C﹤1，0.5﹤D﹤0.8）、中和谐发展区域（0.8﹤C﹤1，0.3﹤D﹤0.5）、中低和谐发展区域（0.5﹤C﹤0.8，0.3﹤D﹤0.5）与低和谐发展区域（0.5﹤C﹤0.8，0﹤D﹤0.3）。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来分析和探测空间分异现象的工具，能够量化评估各驱动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程度。本文引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探测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_h表示层h的总样本数；N表示全区的总样本数；L表示驱动因子X的分层；σ²_h和σ²表示层h和全区的方差。驱动因子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D的解释程度用q值表示，q值越大，驱动因子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当q=0时，表明某探测因子完全不影响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当q=1时，表明某探测因子决定两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宋伟轩、白彩全等的研究成果，根据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实际情况，分别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测度经济水平，以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教育与医疗水平、居住水平为基础测度生活质量，最终划分出17个指标，利用上述熵值法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表3）。

表3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3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注：“+”表示正向指标。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统计年鉴和政府工作报告数据，以及2010年、2015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统计公报数据。

3.1 总体演进态势

2010—2020年，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不断增长（表4）。其中，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在2015年为最高值，达到0.9719；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达到0.888 8和0.528 1，其中，耦合度由0.9103上升至0.9719，后下降为0.7842。2010—2020年，耦合度降幅为13.9%，耦合协调度由0.494 6上升至0.5747，增幅为16.2%。由此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表4  长江经济带2010年、2015年、2020年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Tab.4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2010, 2015, and 20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根据测算出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数值，将其随时间发展变化的趋势绘制成图（图1）。其中，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趋势：2010—2015年，耦合度呈上升趋势；2015—2020年，耦合度不断下降。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在2010—2020年均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系统较为和谐。

图1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发展变化图

Fig.1  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上升状态，总体而言，其在2015—2020年增长较为明显。2010年，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为濒临失调发展状态；2015—2020年进入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到2020年，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还远未达到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3.2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

选取长江经济带2010年、2015年、2020年11个省、市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均值和耦合协调度均值，绘制耦合度空间分布图（图2）及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图3），并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程度的空间演进格局进行更为直观的分析。

图2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2.1 耦合度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2可知，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省、市为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四川省、上海市、重庆市，其耦合度均值均大于0.8；处于磨合阶段的分别为湖北省、贵州省、云南省，其耦合度均值分布范围为0.5~0.8。总体而言，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耦合度空间分布格局与长江航道分布形态高度相关。2020年湖北省受到突发疫情影响，经济指标数值下降，耦合度也相对较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经济较为发达，贵州省、云南省的经济基础薄弱，说明不同区域之间耦合度的地域差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

3.2.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

从空间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总体上形成“W”形格局。从耦合协调度等级上分析，江苏省、浙江省均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其中，江苏省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0.97；上海市达到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为0.80；四川省、湖南省为勉强协调发展阶段；湖北省和安徽省为濒临失调发展阶段；云南省、江西省、重庆市为轻度失调发展阶段；贵州省的耦合协调度在11个省、市中最低，处于严重失调发展阶段。

3.2.3 基于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区域分布格局

根据上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及发展区域划分原则，绘制耦合协调度综合空间分异图（图4）。可以看出，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为高和谐发展区域；四川省和湖南省为中高和谐发展区域；江西省、安徽省和重庆市为中和谐发展区域；湖北省和云南省为中低和谐发展区域；贵州省为低和谐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直接影响其二产、三产的布局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整个经济带的省域发展差别较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区域分布较为分散。

图4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综合空间分异图

Fig.4 Comprehensiv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ap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类型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同时显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征。下游均为高和谐发展区域，同时属于高耦合度与高耦合协调度发展区域，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完善，下游省、市的经济水平实现飞跃，生活质量也得到提升。中游主要为高水平耦合区域，但大部分省、市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失调发展阶段，说明其生活质量滞后于经济水平，未能成为高和谐发展区域。上游地区，除四川省和重庆市外，贵州省和云南省均属于低水平耦合区域，四省、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其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发展仍任重道远。

3.2.4 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趋势

为更好地刻画长江经济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趋势，利用ArcGIS中的趋势分布工具，对2010年、2015年、2020年的耦合度均值与耦合协调度均值进行可视化分析（图5、图6）。X轴和Y轴分别表示长江经济带地域空间的西东方向与南北方向，Z轴则反映了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总体情况。在西东方向上，耦合度趋势线由西向东平滑上升，说明长江经济带东部省、市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发展进入高水平促进阶段，发展程度优于中部与西部省、市；耦合协调度趋势线呈“U”形，说明东、西部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相互作用高于中部。在南北方向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趋势线呈“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表明长江经济带北向省、市的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互动作用强度高于南向省、市。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特点显著。

图5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空间演变趋势图

Fig.5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趋势图

Fig.6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1  变量说明

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受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探究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背后的驱动因素，参考已有的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综合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创新能力、政府投入、生态可持续性、开放程度、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度等驱动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创新能力是评估地区发展潜力的重要考量，区域掌握的创新要素越丰富，经济潜力越易于得到有效释放，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的良性耦合。因此，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来衡量区域的创新能力。区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政府投入能在短时间内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使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因此，选取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表征政府投入。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宜居的生活环境能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结合森林覆盖率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可测度生态可持续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利用外商投资总额衡量地区开放程度。社会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经济实力及福祉状况。使用卫生机构数量、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测度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建设作为衡量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不再局限于经济生产，还包含居民对幸福感的追求。运用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指标测度地区交通通达度。

本文选取的各项指标，其数据均从各省统计年鉴中获取。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2010年、2015年、2020年各因子对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表5）。

表5  影响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q值）

Tab.5 Driving factors (q-value) influenc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2  因子分析

q值代表驱动因子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和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q值越大，表明该驱动因子对其影响程度越大；反之，影响越小。从三个时间节点各因子的q值均值来看，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的驱动因子由大到小分别为创新能力、开放程度、政府投入、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度、生态可持续性。

创新能力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有显著影响。由表5可知，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解释力均处于较高水平，其q值分别为0.9170，0.8476，0.9052。现代科技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成为经济稳步增长的孵化器。经济实力增强，有利于扩充就业岗位，相应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使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升高。

开放程度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其q值分别为0.8772，0.9430，0.8493。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外资利用能力越强，越能提高区域经济水平；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不断更新，居民生活质量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政府投入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有重要影响。根据表5，政府投入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2010年q值为0.7321，2015年为0.8273，2020年为0.8121。政府投入越多，地区经济发展越快，当地居民也受惠于政府的政策倾斜，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就越高。

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有重要影响。根据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2010年q值为0.8757，2015年为0.8639，2020年为0.5976。文化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成为衡量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地区的文化教育实力和医疗水平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使其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社会资源，从而更好地生活与发展。 

交通通达度是促进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因素。根据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2010年、2015年、2020年交通通达度的q值分别为0.6713，0.8771，0.6470。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线路通达性影响其对外联系的程度，通达性越高，对外贸易发展越快，居民生活越便利，生活幸福感随之提升。

生态可持续性对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总体较弱。2010年q值为0.6620，2015年为0.6371，2020年为0.4829。相较于前述几个因子，生态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不高。近年来，国家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日益向好，不断推动经济水平提升，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两者耦合协调度也随之呈现上升趋势。

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驱动因子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上形成综合作用的过程。

5.1  结论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2010年、2015年、2020年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测算，对两者的总体演进态势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并探测其影响因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从时间上来看，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趋势；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上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空间分布格局与长江航道分布形态高度相关；耦合协调度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整体呈“W”形格局。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省域发展差别较大，经济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区域分布较为分散。从空间演变趋势上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特点显著。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受到多种因子共同驱动。综合来看，对其产生影响的驱动因子由大到小分别为创新能力、开放程度、政府投入、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度、生态可持续性。其中，专利申请受理数、外商投资总额、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是影响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5.2  建议

为促进共同富裕、缩小长江经济带省域发展差距，并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撑，现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针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耦合协调度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应着力增强区域关联度。重点在于强化线下联系，打通多条廊道，依托现代高速铁路网络、沿江高铁、长江干线航道，推进多式联运，打通长江经济带，构建复合型立体经济走廊。连接三大城市群，形成经济联通的重要纽带，互通有无，优化运输结构，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增强沿江区域的经济联系，从整体上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第二，基于阻碍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与生活质量协调互促的影响因子，对症下药。首先，要抓主要驱动因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增加科研资金投入，各省、市找好定位，布局与自身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技术，实现差异化发展，促进产业转型与技术进步相融合。其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实施高水平开放政策措施，强化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开放门户地位，打造中、西部开放新高地，提升整体开放水平，加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支点建设，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吸引优质外资潜能。最后，政府适度加大对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的投入，以高水平的投入确保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均衡东、中、西部之间的财力投资，引导东部发达省、市将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打造协同发展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